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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继佐在《罪惟录》一书中说，大顺政权“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56]。
大顺政权是否提出过均田的政策或口号，目前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的论著认为，史料中的“均田”
指的是改革赋役征收办法，只求做到赋役的相对平均，并不包含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意思。
应当承认，在明清官场用语中，“均田”
一词确实有时是指按田亩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赋役。
不过，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现的所有“均田”
字样都解释为均分土地一样，也不能把这个词都解释为均出赋役。
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
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就连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过限田的主张，例如崇祯九年，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的奏疏中就说到，有人主张“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
[57]。
崇祯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声又上疏，“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
[58]。
试问：身为官绅的人尚且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出了触及土地问题的建议，为什么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号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明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动，不可能做出确切的叙述，但是，起义农民连根铲除某些大地主，实行占田屯种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管辖的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有的正是在当地大顺政权的直接支持下展开的。
著名的例子如山东诸城县官僚丁耀亢所述：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
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
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
[59]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
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
[60]。
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
[61]。
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
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
[62]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
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
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官绅地主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
[63]，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
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
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
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八、打击太监和厂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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