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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定兴县志》记载，明王朝覆亡后，畿辅地区的群众曾经趁乱抢掠富家财产，一个名叫耿权的绅士想出了一条奇计，“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
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
孙夏峰称其能济变”
。
[43]大顺政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实行了免粮等农民革命政策。
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员一般比较廉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
……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
大顺政权的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馈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
[44]。
《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
。
可见，在北京期间，各地建立的大顺政权颇有一番新兴振作的气象，是得到贫苦群众，以至于中小地主拥护的。
为了吸收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
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
[45]。
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四、抽调部分军队南下
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占地日广，驻防军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着较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不测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军队南征。
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的明政府统治已成瓦解之势。
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大顺农民革命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为北方底定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做准备，李自成曾决定抽调部分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军）沿运河南下。
四月初六日，任董学礼（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并命他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
五月间到达南直隶宿迁县，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
[46]随同董学礼南下的，有充当招降使者的大顺军将领刘暴[47]，他携带了李自成颁发给南明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的五道敕文。
黄得功冥顽不化，把刘暴关进监狱，并且报告了弘光朝廷。
由于大顺军主力没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将兵力又非常单薄，招降无效自是意料中之事。
除董学礼部以外，先后奉调南下的，还有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陞和副将白邦政，所带兵员也都不过数千人。
这时，明福王朱由崧在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戴之下，已经初步稳住了阵脚。
南下的大顺军除了对山东、苏北一带的官僚地主起了某些震慑作用外，没有收到更大的效果。
不久，由于清兵进关，整个局势急剧逆转，大顺军的南征和统一大业终于成为画饼。
五、筹备即位典礼
随着大顺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建立的地方政权已经相当广泛。
特别是占领了北京，迫使崇祯帝自尽，标志着明王朝的覆亡。
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正式颁诏天下，宣告大顺政权业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于正统地位。
因此，在京师局面稳定之后，便由礼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告示，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开始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
新铸造了国宝，文曰：“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
[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刊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
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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