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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在所难免，但一旦发现违纪事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
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
[34]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35]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
兵**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
。
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妇女，乃至于“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
[36]。
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
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
“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
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
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
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
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
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
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
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
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
[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
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
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
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
[38]。
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
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
[39]。
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
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40]；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
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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