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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
[73]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
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
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
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
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洲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于倒退停滞和发展缓慢的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
此外，大顺军入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
；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
。
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第三节 山海关战役
三月，吴三桂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
[74]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山海关总兵。
[75]其实当时的明山海关总兵是高第[76]，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
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会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守将唐通投降。
李自成对山海关一带的官军十分重视，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京比较近，又处于大顺军和满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
至于解决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灭还是采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以招降比较稳妥。
首先，因为自从大顺军进入山西以后，除了宁武总兵周遇吉负隅顽抗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外，据守各战略要地的明朝统兵将领，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关唐通等，都望风归附。
在这以前投降的总兵还有白广恩、牛成虎、郑嘉栋、左光先、陈永福等。
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吴三桂自己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却留在北京，为了保住身家产业，决策投降大顺政权也是在情理当中的。
另外，如果不先从政治上争取就付诸武力，吴三桂势必倒向满洲贵族。
因此，李自成命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带上犒赏关宁官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
唐通去后，“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
。
[77]这两个明朝总兵果然立即投降了。
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新命。
吴三桂领着兵马于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
[78]。
一两天之后又行至玉田县。
[79]就在这时，吴三桂得到消息，说他在北京的家属受到大顺军的侵犯，政治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
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80]。
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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