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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专责抚按，又恐别有漏卮。
察得工臣周堪赓见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复之举，权令相度而去其积水，捞出余银，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饷之实，似亦事理之可行者。”
[66]朱由检欣然批示：“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
[67]明末开封一城变迁的首尾，集中地表现了朱由检之流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暴露了他们是一伙口诵“爱民如子”
，实则光顾一己私利的蟊贼。
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人民，人民觉悟了，明朝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剥削阶级总是擅长栽赃陷害的，在决河灌汴的问题上，他们又一次施展了颠倒黑白的伎俩，按照开封城守官员编造的谎言，把罪责推到起义军的头上。
[68]某些史籍的作者则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方式，说明朝官僚决朱家寨大堤，起义军则“反决马家口”
[69]，企图让义军为明朝官僚分担罪责。
这种诬蔑之词不仅根本违反事实，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经过长期围困之后，开封城已像熟透的果子一样，眼看就要落到义军手中，李自成等人怎么可能去决堤淹城，使胜利果实付之东流呢！
从崇祯十四年初到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等部义军先后三次进攻开封，特别是第三次集兵数十万围困了四个多月，期在必拔，原因究竟何在呢？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张开封的富庶，把义军的全力攻汴说成是为了掠得子女玉帛，这种解释是荒唐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开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当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明汜水县知县周腾蛟上言：“职之痛哭哀吁者，非为汜水也，非为汴城也，亦非为周藩天潢宜轸、百万生灵宜恤也。
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
……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
[70]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为天下腹心，开封又中原腹心，闯贼耽耽窥犯为谋甚狡。
虽幸固守无意，然属邑丘墟，则开封亦块然孤城。
倘一旦沦陷，天下事尚忍言哉！”
[71]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之后，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没有一个强固的据点。
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第六节 侯恂督师和起义军一败孙传庭
崇祯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开封孤零零地处于义军的重围之中。
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有如烈火燎原，无法收拾；返顾官军的状况，几年以来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
当时明政府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中，实力最强的是屯驻于河南、湖广的左良玉部和所谓援剿总兵贺人龙等统率的陕西兵。
这两人都骄横跋扈，不为朝廷所节制。
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噪归”
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起义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义军。
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往来依违其间，为良玉调遣文书，未始自出一令。
时人谓之‘左府幕客’”
[72]。
在这种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检知道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朱由检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儆百。
这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
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
[73]
对于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麾下兵多势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收罗来的义军叛徒所统的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
。
因此，朱由检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
左良玉年轻时曾犯下抢劫军装罪被削去官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权，在援辽战役中崭露头角，从此一帆风顺位至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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