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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为了表示自己的谨慎小心，再次上疏请罪。
尽管疏中毫无自请督师的意思，朱由检却在二十五日批示道：
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如，尤见守法振玩至意。
目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妖氛，救民水火。
凯旋之日，优叙隆酬。
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其敕印等项，速与办给。
[18]
这是明廷命杨嗣昌出京督师的第一个文件。
三天以前，朱由检还手诏杨嗣昌回阁佐理，转眼之间却派他出马督师，而且连权限范围以至颁给剑敕等具体事务都做了明确规定，使杨嗣昌毫无推托的余地。
这正是朱由检的特殊御下之道。
经过几天的准备，杨嗣昌被授予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简称督师阁部或阁部。
九月初四日召对时，朱由检说：“剿贼事前已面谕，又有敕书，还有一事要紧，特召卿来密谕。”
密谕的内容就是强调，“张献忠曾惊祖陵，绝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
[19]。
朱由检的“密谕”
对杨嗣昌督师期间的军事部署规定了根本方针。
这是因为他考虑到明政府手中的兵力有限，要同时对付各部起义军显然力不从心。
至于集中力量打张献忠部，是由于张献忠谷城再度起义，打破了明廷的抚局，使他恨之入骨。
同时也因为张献忠部是当时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如能够把张献忠部歼灭，其他各部就比较容易对付了。
至于说张献忠“曾惊祖陵”
因而绝不可赦，只不过是一种饰词而已，否则就无法解释准许张献忠在谷城“受抚”
。
朱由检对军事部署做了指示以后，又说道：“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
回头命太监捧过他的亲笔题诗赐给杨嗣昌，诗云：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20]
杨嗣昌感激涕零，于九月初六日离开北京前往襄阳。
十月初一日到达襄阳，即同革任总理熊文灿、太监刘元斌、巡抚方孔炤和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会商军务。
杨嗣昌出任督师，表面上气派很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良谋奇策，不过按照朱由检的剿抚兼用的“密谕”
行事而已。
他调兵遣将，一心想打垮张献忠部，而对于包括罗汝才在内的其他各支起义军则尽量施展招降诡计，妄图分化瓦解。
当时李自成的部众很少，去向又不明，杨嗣昌并不把他看在眼里。
为了达到剿灭张献忠部义军的目的，杨嗣昌认为必须集中兵力，改变过去进止不一的局面。
因此，他在十月初五上疏，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大将”
，挂“平贼将军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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