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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潼关南原大战”
的说法较早出现于《绥寇纪略》，该书卷六云：崇祯十一年“十月，洪承畴谋于传庭曰：自吾与贼战于羌中，战于洮河，比再遣马科、贺人龙追之于阳平、白水，李自成势穷蹙必奔潼关，公能于其地设为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战擒也。
传庭乃于潼关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营，曹变蛟躬执长刀驱贼，贼奔入伏中，乱相蹈藉。
我军骁雄跳**，无不一当百，飞走路绝，遂无所逃。
其幸免者或弃刀与骑迸逸汉南之山中，村坞山民又预奉督抚教令。
用白棓遮险，遇辄棒杀。
秦贼遂尽，降者犹数十万，委仗丘陵，或分隶镇将，或散归农隶。
李自成妻女俱失，从七人遁走”
。
据上引洪承畴两次题本，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三月间起先后在河州、洮州、南江、城固等地失利，到这年八月间只剩下一支一千人上下的小队伍转入深山。
吴伟业说什么这年十月双方大战于潼关原，起义军投降的竟然有几十万人，丢下的武器堆得像座小山，实在离开事实太远了。
就目前所见到的明朝当事官员的文书和潼关等地地方志，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潼关南原发生过这么一场大战。
[25] 李自成部在这段时间的部分活动情况，在拙稿《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一文里做了一些介绍，可资参考。
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26] 赵吉士：《续表忠记》卷四，《谷城令阮公房县令郝公合传》。
[27] 时任湖广按察佥事的王瑞栴在《上戴治院书》中说：“八贼求抚，自去年麻、黄之间已持此议。
嗣后说屡变而计屡迁，闪烁不可方物。”
引自康熙二十三年《温州府志》卷三二《艺文》。
按，戴治院即郧阳抚治戴东旻。
[28] 参看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三、沈颐仙《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邹漪《明季遗闻》。
[29] 王瑞栴：《上戴治院书》。
王瑞栴在下文中说：张献忠“欲厉兵秣马，意欲何为？岂真在剿贼哉！
无非欲树此大营垒，便进可以攻，退不失守，弗致困我戎索耳。
是则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树一不可降之势矣”
。
[30] 王瑞栴：《上理按两院书》，见康熙《温州府志》卷三二，《艺文》。
[31]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三。
[32] 同3。
[33] 同3。
[34] 杨嗣昌：《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对》，见《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35] 同治《郧阳志》“祠记”
卷三，记张献忠立的石碑一直保存到乾隆三十八年，当时的清朝上津知县张道南路过元真观，“睹其碑，立命乡人仆而碎之”
。
上面引用的碑文见张道南所作之记。
[36] 《绥寇纪略》卷六。
按，是书与《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皆记刘国能投降的时间是崇祯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平寇志》卷三记于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与事实不合。
[37]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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