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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附近穷苦百姓还“给予本钱，令做生意”
。
这就很自然地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出现“竞相信从”
，“相率投入各营”
的场面。
郝景春明确地指出，罗汝才的受抚是假抚，“从此假抚之后，斗大房城已是若辈囊中之物，直待时以收之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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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说明，罗汝才在“受抚”
期间拒绝接受明政府的官职，不要粮饷，不放下武器，既不听从明政府的调遣，也不允许明朝官僚干预义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种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起义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就充分证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1] 《绥寇纪略》卷五。
[2]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
在这以前，崇祯九年春，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题本内就提出：“灭奴先灭寇。
逆奴负固，义在必讨。
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
（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页）说明持这种“攘外必先安内”
反动观点的人在明朝廷内颇有影响。
后来在政策上体现为一面派人同满洲贵族秘密议和，一面对起义农民加紧围剿。
[3]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4]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5] 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认识到加派赋税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
例如，崇祯八年山西巡抚吴甡在一件题为《残黎望恩孔急议蠲万不容缓》的疏中说：“晋民有三苦：一苦于凶荒，无计糊口则为盗；一苦于追呼，无力完粮则为盗；一苦于杀掳，无策保全则为盗。
此三苦不除，尽人皆盗，比户皆盗也，特有待而起耳。
秦中覆辙，殷鉴不远。
臣故曰：未来之盗无穷也。
昔唐太宗与群臣论止盗，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臣三复为之流涕。
虽然，此犹就居常言也。
今观三晋之时势则尤可哀痛矣。
卤寇交汇，兵荒洊至。
臣尝行间目击有数千家之邑，竟日不见炊烟，但数间破屋，仰见天星而已。
惟见白骨横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气息不属而已。
盖其庐舍已**为黄埃衰草。
问之，则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盗。
田园已鞠为断葛荒葵，问之，某氏之产也，某死、某逃、某盗。
臣欲招其复业任耕，则曰某死、某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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