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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这年六月，陈奇瑜代表政府同义军达成了招安协议：由陈奇瑜按起义军战士数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加以监视，负责遣返原籍安置；所过府县由当地政府供应粮草；同时檄止官军进兵，以免发生冲突。
史料记载，当时义军开报的受抚人数有四万多名。
[12]于是义军“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
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
[13]。
义军将士用这种办法巧妙地渡过了难关，就在一天夜间，“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
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
[14]。
陈奇瑜这时才如梦初醒，自知闯下了大祸。
他先归罪于宝鸡知县李嘉彦，说他阻挠抚局，杀降激变；继之又把责任推给陕西巡抚练国事。
朱由检不了解实际情况，又因这次招抚是自己批准的，出于护短的心理，先后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练国事等人，命李乔接任陕西巡抚。
不久，由于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陈奇瑜主抚误了大事，朱由检才决定将陈奇瑜革职拿问。
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汉中脱险的问题，有两方面需要做一些分析：一是史料方面；二是对农民军的伪降应当怎样看待。
在史实方面，各种史籍的记载相当混乱，羼杂了不少错误的传说。
例如，吴伟业是这样叙述的：
兴安之界曰车箱峡，贼李自成等陷入其中。
李自成者，米脂人，与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乡为群盗，迎祥在晋中为闯王，自成与之共事。
至楚、豫始诱结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以顾盼自雄。
李过、高杰等善战，顾君恩善谋。
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颠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炬火。
飞走之路既绝，春夏大雨两月，山（？）弓矢俱脱，马乏刍，死者过半。
君恩为之谋曰：“吾辈万里远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处穷山绝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
因奇瑜左右奸弁以为请。
奇瑜不心，诧大功可立就，特许八月约降。
凡籍丑党上军门者三万六千人，取其名为渠首者正法，余劳遣归农以去。
侈然自负处分神速，凶徒数万一朝解散，天下自此无患矣……[15]
吴伟业的说法被许多史籍所采用。
其实，此中包含了不少明显的错误。
首先，吴伟业说起义军被围困地点在陕西兴安境内的车箱峡，而从当时陕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的奏疏里，我们可以肯定被困地点在汉中栈道附近。
傅永淳的奏疏说：“初，贼闻有五省合剿之举，以中州平原难于藏匿，乃西逾关岭，合秦寇入终南。
及奇瑜率兵入关，贼悉度栈道入汉中。
汉中西邻巴蜀之险，南止汉水之滨，东塞栈道之阨，所谓釜甑鱼也。”
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奏疏中提道：“往年陈奇瑜之抚，一出汉中，旋踵四溃，遗祸至今，罪谤莫赎。”
[16]再看封在汉中的瑞王朱常浩崇祯七年六月的奏疏，“目今东有洋县之贼，督臣陈奇瑜现议招安”
[17]。
史籍说车箱峡长达四十里，是个不小的地方。
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兴安地区还是在汉中地区都还没有查到它的确切位置。
所以，沿袭吴伟业“车箱困”
的说法，把起义军被困地点确定在兴安县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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