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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川巡抚王维章、巡按陈廷谟吓得面无人色，拼命求救。
朱由检接到报告后，深恨四川文武官员无能，下令把王维章、侯良柱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
[81]；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
洪承畴得令后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以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一万名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一带，准备在起义军出川时加以堵击。
明政府四川当局也“调到各处川兵数有六七万之多”
[82]，主要摆在成都到阆中一线，防止义军向川东和川南发展。
当时，义军攻占的地区基本上在嘉陵江以西[83]，洪承畴带领从陕入川的官军在嘉陵江以东。
李自成、张天琳等见官军云集四川，东面和南面都有重兵扼守，川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易发展，就在崇祯十一年正月中旬，分路突破官军阻拦[84]，出川北上。
李自成和中斗星等部经文县、西和、礼县，西攻河州、临洮；争世王（六队首领之一）、过天星、混天星等部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折回陕西[85]。
洪承畴带着陕西官军在四川扑了空，急忙赶回陕西。
此后，洪承畴所统官军，西追李自成等部于甘肃；巡抚孙传庭则在澄城、延安、合水、三水一带，追剿过天星、混天星以及六队的争世王、大天王等部义军。
[2]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九九页。
[3]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五；另见《河南通志》卷七六，《艺文》五；《豫变纪略》所载有删改。
原任河南巡抚范景文在《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说：“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
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
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
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
见《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4] 乾隆十三年《商南县志》卷十一，《纪事》；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引旧志。
[5] 《绥寇纪略》卷二。
[6] 同2。
[7] 同3。
崇祯七年三月，明廷提升原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郧阳抚治，接替了蒋允仪，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一，《到任谢恩疏》。
[8] 《平寇志》卷一。
[9] 《绥寇纪略》卷二说：“贼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万。”
[10] 傅永淳（当时任陕西巡按）：《劾总督陈奇瑜疏》，引自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十，《艺文》下。
[11] 同1。
[12] 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在崇祯八年二月的一件题本中说“去岁陈奇瑜曾抚过男妇四万有奇，一激则铤而是（走）险”
，见《枢政录·策寇》卷十。
陈克家补纂《明纪》卷五三和夏燮《明通鉴》卷八四，载当时陕西巡抚练国事的奏疏说：“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
臣未知所抚实数。
及见奇瑜疏：‘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
’臣不觉仰天长叹！
夫一月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地，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且官军防护，一大帅止将三千人，而一贼魁反拥万余众，安能受纪律耶！
贼皆借口归籍，然延安州县骤增四万余人，安集何所？合诸征剿兵不满二万，而降贼逾四万：岂内地兵力所能支？”
按，文秉《烈皇小识》卷四，说受抚的起义军总数为三万四千余名。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作“上籍军门者一万七千人”
。
[13] 傅永淳：《劾总督陈奇瑜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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