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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说：“如果我现在就放他回去，突厥认为我害怕他们，就会更加肆意侵凌。”
于是，命令将执失思力囚禁在门下省。
李世民囚禁执失思力之后，就带领大臣高士廉、房玄龄等人骑马径直来到渭水边上，同颉利可汗隔着渭水对话，责备他背弃盟约。
李世民考虑到自己刚刚登上帝位，政权尚未稳固，决定采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的策略，同意议和请求。
八月三十日，唐太宗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便桥会盟，宰马歃血，并馈赠给他大量金帛，史称渭水之盟。
颉利可汗于是引兵退走。
唐太宗诏令殿中监豆卢宽、将军赵绰护送突厥出境。
颉利可汗投桃报李，决定献马三千匹、羊万头，唐太宗没有接受，只让他们将所掠的中原人都放回来。
虽然李靖没有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但是，他凭借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娴熟的为人处世技巧，仍然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唐太宗于是下诏调李靖回长安，先是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
李靖从此成为大唐重臣。
贞观元年（627年），原臣服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落均起而叛突厥，颉利可汗派突利可汗前去讨伐，遭遇失败。
突利可汗只带领少数随从逃回。
颉利可汗一听突利可汗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于是大怒，命令将他监禁起来。
突利可汗心里感动委屈，对颉利可汗非常怨恨。
这一年，天降大雪，突厥的羊马被冻死很多，人也没有吃的，可谓是内外交困。
颉利可汗害怕唐军乘危来攻，于是领兵入朔州，扬言是会猎。
有大臣对唐太宗建议说，既然突厥违背盟约，犯我边境，我大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他们。
唐太宗说：“匹夫都不可以不讲信用，何况一个国家？我既与他们有盟约，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呢？一定要他对我无礼后才可讨伐他。”
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到长安，向唐朝陈述遭到颉利可汗的攻击，请求援助。
唐太宗召集大臣商议时说：“我与颉利可汗有盟约，又与突利可汗结拜为兄弟，兄弟有难不可不救，怎么办？”
吏部尚书杜如晦说：“夷狄不讲信义。
我虽守约，但他们常背盟。
今他内乱而击之，是他自讨灭亡。”
于是诏令将军周范驻守太原备战，颉利可汗也拥兵窥视。
有人建议修筑古长城，再调百姓充实要塞。
但唐太宗认为，当时灾难频发，而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不和，互相攻杀，突厥势必要灭亡，不需要筑障实塞。
突厥人粗疏少谋略，颉利可汗曾得到汉人赵德言，赏识其才能，十分信任他，赵德言渐掌国政；颉利可汗又将某些权力交给各胡人部族，却不重用自己宗室中人。
每年兴师入侵唐朝边境，其下属不堪其苦。
胡人秉性鲁莽，多次言而无信，号令常变。
此时又碰到灾荒，征收苛捐杂税特别繁重，于是各部落均生二心。
贞观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陈突厥可取之状，言原因有六，一曰颉利亲近奸佞；二曰其役使之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三言突厥内部不和，颉利与突利互相猜忌，必不相容；其四突遭雪灾，牲畜损失惨重；五言颉利引诸胡为腹心，而疏远其族类，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最后是中原人在突厥者甚多，他们各自屯结，保据山险，大军出塞，必定响应。
唐太宗同意了张公瑾的意见，下令出兵。
唐军反击突厥、洗雪国耻的时机到了，而战功卓著、谋略过人的李靖自然成了主帅的不二人选。
唐太宗下令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张公瑾副之，此为中路军，也是主力；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丘行恭副之，此为东路军；左武卫大将军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沿黄河北进，与李靖、李勣两军遥相呼应，此为西路军；灵州大都督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副之，由灵州向西北挺进，此为西北路军，防备突厥向西逃窜或者迂回包抄唐军的后路；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镇守幽云地区严防突厥军队东逃；此为东路军；营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监视突利可汗，此为东北路军，六路大军众合十馀万，皆受李靖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锐骑兵，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大破突厥。
颉利可汗不意唐军猝至，惊慌失措，竟以为唐朝此次是倾国出兵，史载“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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