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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至不惧”
，也许是英雄，“福至不喜”
那一定不是正常人的情感。
不过孔子也不愿意计较，他回答说：“一个人有权有势了，想到可以以此造福他人了，这不是很快乐吗？”
身居高位，不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普通大众谋福利，并且谦虚下人，这种快乐的情感，一般人不大体会得到啊。
如果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感，那多么好啊！
但是，就在孔子从夹谷之会胜利归来不久，这年秋天，鲁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叔孙氏家出事了。
前面我们不是说到季孙氏家里的家臣阳货反叛吗？现在叔孙氏家的采邑郈又有人反叛了，反叛者叫侯犯。
郈邑位于鲁之北境（今山东省汶上县北四十里），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邑的邑宰为公若藐。
叔孙氏新继位的宗主武叔懿子与公若藐有旧怨，继位后指使侯犯杀之。
侯犯奉命杀死公若藐以后，又转而反对武叔，据郈叛鲁。
武叔亲自两度率师围攻不克，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逼迫侯犯出国逃亡，收复了该邑。
在古代分封制下，各国大夫都有自己的采邑。
鲁国有三大家族把持政权，他们中央大权在握。
同时，他们还狡兔三窟，苦心经营自己的采邑。
叔孙氏的采邑叫郈。
季孙氏的采邑叫费。
孟孙氏的采邑叫郕。
他们自己身居国都，采邑一般委派家臣管理，并在那里发展武装，兴修城堡，以加强其统治。
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三处采邑已经发展为规模巨大、防御坚固的军事要塞。
“三桓”
经营三邑，本来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但结果反受其害。
阳货、侯犯之乱就说明，在家臣势力日渐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私邑容易被其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陪臣执国命”
的支柱，或直接成为叛乱根据地，威胁邑主和国家的安全。
因此，解除这种威胁，已势在必行。
我们知道孔子一直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
，而这一点恰恰是鲁国政治的毒瘤。
现在，“行摄相事”
的孔子终于有了机会，试图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
首先，夹谷之会的胜利为鲁国赢得一时较为安全的外在环境。
其次，他代摄相事，有了这样的权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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