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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
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
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
因此，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
但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予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了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
其实把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等当作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
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纯正的基督教均做如是观。
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
《圣经·新约》中形容世界是“眼泪之谷”
，称人生是一种净化的过程，基督教则以拷问的道具（十字架）作为象征。
所以，当莱布尼茨、夏夫兹博里、柏宁布洛克、蒲柏之徒搬出乐天主义时，却换来一般世人的激愤，主要就在于乐天主义和基督教的基础不能并立。
伏尔泰在他那篇出色的诗集《里斯本震灾赋》的序言中坚决反对乐天主义。
这位备受德国下三滥文人诽谤反对而为我所钟爱赞美的伟人，他的学术地位毫无疑问应该凌驾于卢梭之上，理由是他得出了以下三种见解，表明他的思想极为深刻：（一）确信恶的绝对大小和生存悲惨的见解；（二）有关意志行为残酷的必然性见解；（三）把洛克的命题——在物质中也可能有思想——当作真理的见解。
相形之下，卢梭只具有一个浅薄的新教牧师哲学。
他在那篇《沙波亚牧师的信仰告白》中，拼命批驳伏尔泰的上述几点；同时，又在1756年8月18日寄给伏尔泰的信函中，以肤浅错误的逻辑，对上述优美的诗句大肆攻讦而表示拥护乐天主义。
尤其，卢梭哲学的特征和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说人类本来是善的、是无限而完整的，却因为文明及其结果而使人类陷入邪途。
他以此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原罪和人类根源性的堕落，作为他的乐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础。
一如伏尔泰在《纯洁》中以诙谐的作风向乐天主义挑战，拜伦亦以其严肃悲壮的作风，在不朽的杰作《凯因》诗集中展开相同的宣战。
为此，他也光荣地招致反启蒙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诽谤辱骂。
从历代伟人的言论中，我们不难找出许许多多反乐观主义的名言，他们都看出这个世界的悲惨，而以发人深省的语句叙述出来。
在这里，我想引述其中的几则，以作为我的见解的诠释和佐证，并作为本文最后的点缀。
先说希腊，希腊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及亚细亚高地人大异其趣，尽管他们坚决主张意志自由，但仍深刻地感到生存的悲惨，才发明了悲剧，以抒其情。
另一个证据出自海德洛斯，而且常被后人引用。
他说，特拉基亚人往往以伤感的心境迎接新生婴儿，对着他们喃喃历数其前途中所有的灾祸；同时又以欣喜和玩笑的心情埋葬死者，因为他们从此以后已可免除许多大苦恼。
在普卢塔克所保存的美丽诗句中，他这样写道：
感叹生者，因为他们要面对许多灾祸，
为死者欣慰和祝福，
因为他们今后可免除许多苦恼。
据说，墨西哥人当婴儿降世时就对他念道：“我的孩子，你的诞生是为了忍耐，所以你必须忍耐、烦恼、沉默。”
该地与前面所述的国度远隔千山万水，民俗上该不至于有历史上的渊源，因此这种雷同只能归结为道德观念的一致。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所以斯威夫特从孩童起对自己的生日就不当作是欢喜的日子，而是以一种悲哀的仪式来纪念，每逢这天他必定反复阅读《圣经·约伯记》第3章中的一节（见司各特编著的《斯威夫特传》），这一节是写约伯诅咒自己生日的情形。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辩护》中某一节曾经说：“死亡虽永远攫夺了我们的意识，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最聪明的人不求最幸福的日子，但求没有酣梦的睡眠。”
这一节想必早为世所熟知。
由于篇幅太长，在此拟不赘述。
赫拉克利特的格言也说得妙：“生命之义一如其名，而死亡是它的事业。”
特库里斯有如下一段名诗：
对人而言，最善之策是不要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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