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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偶尔也有例外。
威廉·彼得和他的父亲威廉·查泰伯爵就是一例。
真正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实在难得一见，我们不能不说那是最异常的偶然。
所谓大政治家，除了必须具备优秀的头脑之外，也必须具备某种性格特质，这是得自父亲的遗传。
反之，在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之中，我还未发现与此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工作完全以天才为基础。
诚然，拉斐尔的父亲也是画家，但并不是伟大的画家；莫扎特的父亲和儿子也是音乐家，但仍不是伟大的音乐家。
更有一点似乎颇耐寻味，这两位旷世奇才在各不相同的际遇中，命运之神只赐给他们很短的寿命。
他们得到的一点补偿，是在宝贵的幼少年期都有父亲的良好榜样和指导，他们的艺术天分获得了必要的启蒙。
考虑到这一点，我曾在《个人的命运冥冥中似乎都有安排》（《论文集》第1卷）一文中论述过。
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留意：从事科学方面的工作固需优秀的天赋才能，但不必具有“绝世天才”
，而主要是靠兴趣、努力、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幼年的指导、不断研究、多方练习等等。
由于智慧并非遗传自父亲，所以某一家族经常出现某种特殊人才，做儿子的往往喜欢循着父亲开拓的路径前行，所以有些职业大都由一定的家族继承，再辅以上述条件从事科学工作，皆有可观的成就。
如斯卡利吉父子，赫歇尔家族的成就，就是明显的例证。
妇女罕有机会用她们的精神能力做社会尝试，她们的性格和天才载入史籍，为后世熟知的事例并不多。
否则，我们也许可举出更多的实例以证实智力确是从母亲遗传。
一般说来，女性素质虽较微弱，但只要具有这种能力，都能得到很高的评价。
兹举数例为证：约瑟夫二世的母亲玛丽亚·特利莎是非常精明干练的女皇。
卡丹那在他的自传第3章中写道：“我的母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卓绝的才慧。”
卢梭在《忏悔录》第1章也写着：“我母亲的美丽、才智、优越的天赋，远超她的身份。”
其他如达兰贝尔，虽是妲桑的私生子，但他母亲妲桑堪称巾帼才子，颇有文学才华，且有许多小说和其他著作问世，在当时甚得好评，即使我们现在读起来仍感兴味盎然。
佛罗伦斯也在其所著《布丰的业绩》一书中写道：“布丰深信一般人多半是继承着母亲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素质，在谈话中每当涉及这方面的事情时，他立刻以夸张的语调赞扬自己的母亲，说她的头脑如何敏捷，她的学识如何渊博。”
由此可证她母亲是如何卓越不凡。
但这句话中，把道德方面的素质也包括在内，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不知是记录者的笔误，抑为布丰的父母亲“偶然”
具有相同的性格，总之，必居其一。
至于母亲和儿子的性格截然不同的实例倒是不胜枚举。
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把葛楚德和汉姆雷特描写成相互敌对的一对母子，儿子在道德方面是父亲的代表者，而以复仇者的姿态登场；反之，若把儿子描写成母亲道德方面的代表者而向父亲寻仇，岂非显得太荒诞可笑了？这是因为父子之间的意志有着本质的一致，而母子之间只有智慧的一致，并且须附加某种条件为基础。
所以，母子之间常有道德方面的敌对现象，而父子之间则为智慧的对立。
从这观点来看，沙利加法典所以规定的女性不得继承其家世，实有它的道理。
休谟在他简短的自传中说道：“我的母亲是个才智卓绝的女性。”
舒伯特在所著的《康德传》一书中，这样描述康德的母亲：“据康氏本人的判断，说她是天资聪颖的女性。
当时的女性难得有受教育的机会，她非常幸运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自己又能时时不忘修习。
散步时，常督促爱子注意自然界的诸种现象，向他说明那是神的力量。”
歌德母亲的贤明、才智，读者早已耳熟能详，文人笔下经常谈及她的事情，但对他父亲的事情则只字未提。
据歌德自称，他父亲并没有太大的才质。
席勒的母亲颇有文学才华，亦有诗作问世，苏瓦普的《席勒传》中曾登载她的部分作品。
诗坛之星柏克堪称歌德以来德国最杰出的诗人，席勒的作品和柏克的叙事诗相形之下，顿时显得枯燥无味和不自然。
他的一个医生朋友阿特霍夫在1798年曾为他出版一本传记，其中有他双亲的记载，颇有参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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