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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或《新约》中均载明这种行径应受惩罚，可见犹太人对此恶习断不至于一无所知。
最后，再谈到基督教的发源地——欧洲，几世纪以来就一直靠宗教、法律和舆论力量来防止这种行为。
中世纪时，任何国家对有这种行为的人均处以极刑；法兰西到十六世纪，仍明文规定处以火刑；意大利在十九世纪初的三十年间，还毫无通融地处以死刑，目前则是终身放逐。
可知为了防止这种恶习，是有必要做如此严厉处置的。
但这些办法虽能奏效一时，事实上却无法根绝。
不管任何时代、任何场所、任何国度、任何阶级间，它总戴着最隐密的面纱暗中进行，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
中世纪以前虽然已有死刑的惩罚，但情况并未改变，我们从该时代的书籍中对有关男性性倒错的记述或暗示，都可得到证实。
因此，从这种现象的普遍与不易根绝的事实，我们可以证明那是人类的天性与生俱来的。
贺拉斯说得好：“天性，即使你带着耙子赶它出去，它也会立即再转回来。”
仅仅凭着这点理由，它就可能经常在各角落出现。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绝对无法避免这事实。
我们虽可以轻易地把这事实归纳出结论，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样指斥、非难这种恶习，但这并不是我处理问题的方法。
我与生俱来的天职就是彻底探求真理，发现真相，找出事实的必然结论。
当然，这种根本上就违反自然、违反人生目的的学说，本来就足以令人侧目，更别说去探求真相了。
但无论如何，我将勉力一试，求出解答。
首先，我要找出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7章第16节）中的几段作为立论的基础。
根据他的见解，认为太过年轻与老迈，均不宜于生育，因为所生育的子女，不论肉体或精神，大都不健全，不是瘦小，就是孱弱。
亚里士多德将此点定为个人应奉行的准则，对一般社会则这样进言：为下一代身体的强壮和健全计，结婚年龄不宜太早或过迟，这两种情形都不能使他们的子女满足，结果只能生育虚弱的子女。
所以亚氏建议，凡是五十四岁以后的人，不论为健康计，或其他诸种理由，纵使尚有性行为能力，也不能让他们生男育女。
下文他虽没叙述具体的实行办法，但在他的意见中则明白指出，女子若在这种年龄怀孕时，可以堕胎方法行之，以为善后。
造化无法否认亚氏上述理论的真实性，即根据“自然不是飞跃”
的原则，所有的生物都是逐渐衰老退化的，它无法使男人的精液分泌骤然停止，然而它所最惦记的又是种族的纯净，它所关怀的是素质健全良好的个体。
但事实上，这期间的生殖大都是生育身体羸弱、愚钝、病魔缠身，或早夭的后代，同时，这些后代将来还会把这些素质传给再下一代。
因此，自然在这种法则和目的之冲突下，往往陷于窘困不堪的境地。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自然在其本质上，实在不愿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
人们虽明知迟婚或早婚都有害于生殖，也无法期待他们以理性的冷静思虑来控制自己的情欲，于是，造化最后只有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原则，采取最后一个办法，利用它惯用的道具——本能。
这种本能，正如我在《**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所说的，不论任何场所，都在指导生殖工作，并能制造出一种奇妙的幻想来。
但在目前，只有把人们的情欲引入邪途，才能达成造化的目的。
总而言之，造化的心目中只有形而下的东西，根本不知道德为何物。
不仅如此，造化和道德甚至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东西，它只想尽可能完全保持自己一贯的目的，尤其是种族目的。
在肉体方面亦是如此，男人陷于性倒错虽然有害，但两害相权之下，毕竟还不算重，于是造化就选择它作为种族恶化的预防剂。
由于造化的顾虑实基于此，所以男人的性倒错，大抵在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年龄后，才徐徐滋生，随着生育健壮子女能力的衰弱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这是造物成竹在胸的安排。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产生性倒错倾向到形成恶习为止，其间的距离非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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