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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表明国家在真正推行促进教育的政策之前，耽搁了数十年时间。
从传说中我们了解到，政府采取第一个措施是在830年，涉及数学家利奥。
据说这位杰出人物是在安德罗斯岛（Andros）上通过研究修道院图书馆里的古书获得了广博的学问，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他后来在其君士坦丁堡简陋的住宅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天文学和音乐，他的私塾学生人数众多。
其中一位学生后来被阿拉伯人俘虏，并被送到哈里发马蒙面前，这位哈里发对其超群的几何学学问大为折服。
马蒙盛情邀请利奥到他的宫中讲学，并许以重金，但是皇帝狄奥菲鲁斯（829—842年在位）拒绝放他离开，并任命他为那所“四十殉道者”
教堂的公立教师，享有俸禄。
这个传奇故事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毁坏圣像运动结束前，只设一个公立世俗学者席位。
此后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由恺撒·巴尔达斯（CaesarBardas）施行的，他在855—866年间担任摄政王，又是佛提乌的赞助人和亲戚。
据说世俗科学早在前几任粗鲁无知的皇帝统治期间（他们是毁坏圣像派分子）就已经长期衰落，巴尔达斯对此深感忧虑，故而在被称为马格瑙拉（Magnaura）的宫殿里建立宫廷学校。
该学校的校长就是上述大学者利奥，他在此讲授哲学，还设有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等其他教席，都分别设立首席教授。
被任命的这四大首席教授中只有利奥和语法学家哥麦塔斯（Kometas）多少得到确证。
尽管我们得知这个学校播下的种子要在此后上百年才能结出果实，但是我们确实很不了解该学校的活动，也不知道它继续开办了多长时间。
此后，学校的信息全无，直到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他再度发现各种科学都被忽视，因此恢复了设有四个相同首席教席的学校。
他任命的教授中，有三位是宫廷官员（其他的信息我们不了解），一位是尼西亚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ofNicaea），他教授修辞学，据记载他是卢西恩（Lu）著作的注释者，但他不是吸引教士注意力的最合适的作者。
亚历山大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席位上待很久：他后来遭到流放，该事件的背景一直不太清楚。
然而，我们了解到，这个皇帝很可能对该校的学生很感兴趣，他从这些学生中招募法官、管理者和都主教。
我们对皇帝涉足教育改革的事情所知不多，仅限于叙述史料中的记载。
如果“巴尔达斯大学”
（就像它被人们极为夸张地称呼的那样）真的开办了一个多世纪的话，那我们怎么对其后来的活动、教授、毕业生和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一无所知呢？可以肯定地说，在9—10世纪，希腊文学的水平大为提升，或者说变得更为精致讲究。
存在过大约两个世纪的文风得到恢复。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在历史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还必须说直到950年前后都没有人继续尼基弗鲁斯（在8世纪80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尽管它极为平庸。
古代晚期的写信技巧和规范格式在9世纪20年代重新流行，并得到忠实的模仿和推广。
韵律警句短诗也再度流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甚至圣徒传记这种传统上以通俗语言写作以便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体也采取古老文雅的写作方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布道词的写作中。
所有这些都恰好开始于“巴尔达斯大学”
建立之前，也没有得到太多政府的鼓励。
然而，拜占庭学术复兴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促进”
当代文学，而在于保护拯救了相当大范围的古希腊古典文学作品，附带也保护了早期基督教文学作品。
从西方文化的观点看，甚至应该说这种拯救行动是我们得益于拜占庭帝国最多的地方。
除埃及破烂文献中个别零散的残片外（有时候它们相当珍贵），我们所知道的古希腊古典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拜占庭手抄本传下来的。
假如没有9—10世纪这些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人，我们就根本不会知道柏拉图（Plato）或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除翻译文本外），也不会知道希罗多德（Herodotus）或者修昔底德，更不会知道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或者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更不用提其他那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作家。
更进一步说，所有现存有争议的文献都是因为当时在手抄本中重复抄写造成的。
凡是没有重新抄写的文献都已经遗失了。
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做一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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