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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9世纪，发生了急剧的技术变革，出现白底铅釉陶器制品，而后出现的是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绘画、压印、刮刻和凿刻的装饰。
白底铅釉陶器（9—11世纪）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而一些红底陶制器物（11世纪以后）则是在科林斯发掘的工场制作的。
此后的陶器制品多具有东方装饰风格，具有广泛用途，在很多海难沉船的货物中都有发现。
同样，大理石在拜占庭帝国也用途广泛。
大理石和其他装饰石材对于塑像、重要纪念碑、建筑物的石柱、护墙板、地板和家具具有极高价值。
其中有些大理石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卑斯尼亚（Bithynia）和菲利几亚（Phrygia）〕采集来的。
马尔马拉海（Marmara）上的普洛科奈所斯岛（Proesus）出产大量帝国常用的灰白色大理石建材，这里还是廉价的海上运输的理想场地。
有一艘装载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和塞萨利（Thessaly）采石场大理石的运输船于530年前后沉没在西西里近海沿岸。
船中货物包括28根石柱、柱脚和柱头、刻有十字架装饰的石板和12根长柱形石料，所有这些都是用来修建一所教堂里的神坛屏风、讲经台和祭坛的，教堂很可能在北非。
拜占庭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的使用进一步得到文献证明，它们被用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柱头上，其发现物遍布地中海地区。
当普洛科奈所斯岛各采石场于7世纪停止出产时，它们最终为沿海城市遗弃的古代纪念碑石料所取代，这些城市成了开采大理石的场所。
在中期拜占庭时代，位于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古代城市基兹库斯成为大理石的来源地，其中既包括大理石碎片，用来修复8世纪前后的修道院建筑物，也包括新雕刻成塑像的大理石，被重新用于君士坦丁堡建筑物，例如907年修建的利普斯（Lips）修道院。
彩色大理石也被回收利用，它们是从大理石石柱上切割下来的小块和片状石料，被用于铺设“镶嵌画路”
（opussectile）通道的地面。
其他被用于进出口国际贸易的材料还包括金属、象牙和丝绸。
帝国早期和中期都生产高品质白银盘。
其彩色珐琅也构成中期装饰物的重要部分。
白银和各种金属被出口到海外（或通过贸易，或用于外交），或者通过抢劫流到国外。
廉价金属产品构成更广泛更系统出口贸易的基础。
其中包括早期的青铜容器和中期的黄铜门。
拜占庭帝国于6—7世纪生产的铜合金器物也出口到西欧，在西欧各处墓葬中发现有大约120件。
它们包括家用器物，例如浇铸的各种垂柄青铜盆、洗漱用品、手工打制的黄铜水桶，都饰有狩猎场面，并镌刻着希腊字母。
黄铜水桶是在不列颠、西班牙、黎凡特和土耳其发现的。
在努比亚（Nubia）和埃及南部墓葬中也发现了同类器物，总数多达170件。
还有几件是在帝国范围内回收的，可能因为它们并非用于随葬品。
另一种出口工业据说兴起于11世纪。
黄铜门的人物和场景装饰镶嵌在乌银和白银中，是为出口到意大利而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
这些铜门的制作地点清楚地标在大门门身的铭文中，它们是阿马尔菲（Amalfi）、威尼斯、罗马、蒙特·卡西诺（Monteo）、萨勒诺（Salerno）、蒙特·S.安吉罗（MonteS.Angelo）等地的教堂订购的，大约在1060—1080年和12世纪完成。
这种门在君士坦丁堡本城却没有保留下来。
这些铜门是由阿马尔菲的一个家族进口到意大利的，该家族的主要成员潘达利奥（Pantaleon）和莫罗（Mauro）常驻君士坦丁堡，拥有拜占庭荣誉头衔，并维持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商业利益。
在一些阿马尔菲铜门的希腊、拉丁双语铭文中，提到诸如西蒙这样的工艺匠人的名字，而罗马圣保罗教堂（StPaul）铜门的希腊、叙利亚双语铭文则提到了狄奥多尔和斯塔乌拉乔斯（Stavrakios）的名字。
叙利亚铭文说明了君士坦丁堡的这种新工业与东方的联系。
丝绸、香料和象牙是来自远东的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进口商品，这也部分地得到科斯马斯·安迪科普路斯特（asIes）的文献证明，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学者、天文学家和神学家。
其《基督教风土记》（Topography，536—547年）涉及他在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斯里兰卡的贸易活动经历。
拜占庭商业机构“政府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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