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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军区和旅团制度中找到了得以保护其帝国大部分疆域的办法。
军区一旦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不太容易叛乱，或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兵变。
尽管拜占庭帝国能够预见到未来会有许多麻烦，但是至少到此时，它不再被迫为生存苦苦挣扎。
迫在眉睫的垮台、动乱或被外敌彻底征服的威胁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在经历了如此多危险后，安全稳定的顶点还远没有达到。
社会结构的演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在这个时期遭受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后还能幸免于难继续存在。
其丧失的领土包括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北非和意大利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疆域只剩下安纳托利亚的全部；其三个大都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只剩下了第一个。
与这些失去的疆域一起失去的还有几乎全部的“一性论派”
信徒和讲拉丁语、叙利亚语及科普特语（Coptic）的居民。
8世纪的帝国与6世纪那个更为多样性的帝国不一样，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察尔西顿（ian）派基督徒，他们讲希腊语，多数住在农村。
同时，它还是个相当繁华、人口稠密和安全稳定的国家，比它在6世纪时更为舒心。
人们对这些更宽泛的一般情况做出合理肯定的同时，描述这个时期拜占庭历史更详细的细节就比较困难了——多多少少存在争议。
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
考古学家提供的有关拜占庭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期间就是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与早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根本区别；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更像是早期中世纪的西欧。
最糟糕的难题是，这个争议实质上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我们掌握的只是非常少的统计资料证据。
考古学似乎证明了8世纪拜占庭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都衰落到只有6世纪的一半多一点；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个发现支持的究竟是争议的哪一方面，特别是在大部分拜占庭城市继续存在的情况下。
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学者援引7世纪中期考古遗址发掘的货币突然急剧减少的现象；而那些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有连续性的学者则注意到军队规模比较大和军饷数字比较高的记载，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尽管一个合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真相大概就存在于两个极端观点之间，但我们拥有的这类统计证据支持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连续性的观点。
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能集中否定那些证据，他们认为，从极不相同的史料中得出的几个数字概括总结出来的趋势完全是巧合。
至于说公元659年以后货币发掘数量的减少，这种突然性似乎说明出现的不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而是突然的管理制度的变革，最有可能的是军役土地颁授取代了大部分军饷，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面临威胁帝国生存的持续军事压力，政府当局被迫优先供养军队。
鉴于领土的丧失，帝国做得非常成功。
565年的拜占庭军队还相当稳定地记录为15万人。
到了641年，领取军饷的数字表明其军队仍有10.9万人。
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依靠大约一半的土地供养着相当于565年四分之三的将士。
而且，到773年，拜占庭军队据说总共有8万人。
这意味着用不足565年三分之一的土地支撑着相当于565年一半的军队。
尽管773年的军队人数受到质疑，但是9世纪的数字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任何更少的军队人数都无法解释为何拜占庭帝国能在阿拉伯人的攻势下幸存下来。
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丧失和军队将士少得多的损失之间的矛盾现象似乎表明，希拉克略及其后继者提出的战略运行良好，也就是把将士安全撤回，而不是冒险地让他们试图守住边界。
它还表明，帝国在没有向失陷地区和民众征收税赋的情况下成功地保存了大部队。
很明显，这样成功保存军事实力不仅因为军役土地颁授制度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它多少有些神秘，即公元659年以后建立的各省仓库。
这一点已得到数百枚铅封的证实。
这些铅封最初是加盖在文件和货物上的，上面带有仓库和管理仓库官员的名字，而他们是按照政府契约（kommerkiarioierciarii）来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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