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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5—206年，一位叫作帕帕克（Papak）的贵族领导发动了一场大叛乱。
帕帕克在208年左右的某个时间去世，但是他的儿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于224年将波斯世界归于一统，并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226年9月，阿尔达希尔在泰西封（）的皇宫里加冕为萨珊王朝（Sasaniandynasty）的第一位国王（shah）。
很快，阿尔达希尔通过对罗马人发动的一系列进攻获取了声望，并以此寻求将波斯贵族团结起来支持自己。
这一侵略政策被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任者沙普尔一世（ShapurⅠ）延续，后者在260年发动了一场深入叙利亚北部的冒险战役，洗劫了安条克，并俘虏、羞辱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对于罗马人来说，极大的不幸在于这一时期波斯人的入侵与北部蛮族的袭击相伴而来。
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罗马的军队、皇帝还是元老院都始料未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自然也就无力应对。
连续几位皇帝在军事危机时的无能表现都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一位接一位的皇帝被自己的士兵废黜或杀害；地方社会也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的资源，这导致一系列分离（尽管未必是分离主义者）政权的出现——258—274年，高卢人在西部建立了政权，而在东部的帕尔米拉，一个分离政权也存在多年，直到272年为止。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罗马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
此前，皇帝都是由元老院任命的，现在却逐渐由军队指定，并且军队通常从自己的同袍中推举候选人。
结果是，一批出身卑微并从军队中产生的皇帝为了帝国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但却难以承受任何失败。
这一过程在284年达到了顶峰，戴克里先战胜了他的竞争者，当上了皇帝，并对国内外的对手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
戴克里先使帝国恢复了和平，这使得他有机会推动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改革。
“四帝共治”
制度——这个我们前面提及的多统治者体系——使帝国将权力更多地下放给那些地处容易产生麻烦地区的领袖。
奥古斯都及其恺撒一般都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如西部的特里尔或东部的安条克。
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财政和行政系统，这让皇帝得以更好地掌控省区的日常事务。
省区的军事和民事管理权被一分为二，军队的规模也有所扩大。
省区的面积减小了，总的数量相应增加，以便中央政权加强对城市议会的控制。
军队数量的增加与掌控一切的帝国官僚系统的膨胀造成的结果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的军事与民政高官的数量达到了原来的两倍以上。
这些职位起先由省区城市议会中的那些高层人士占据。
同时，这些官员进入元老阶层的大门也逐渐被打开。
一个崭新的帝国官僚贵族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君士坦丁渴望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这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新的元老院，这尤其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精英阶层形成的进程。
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为了巩固他在东部省区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的是要与东部地区官僚系统中的高层官员及城市议会中的显赫人士建立起私人联系，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为此，他极尽吹捧示好之能事，并尽力提高他们的声望。
君士坦丁充分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依靠收买来结交朋友，给予他们进入新元老院的资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颁授土地给那些打算在城中修建私宅的人。
332年，君士坦丁建立了常规的面包配给机制，粮食来源是盛产谷物的埃及地区。
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及其元老院，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扬名四海，同时也是基于实权政治（Realpolitik）的仔细考量。
这些政策的长久影响是将东地中海世界的官僚贵族聚集到一个政治群体中，并给东部省区的统治阶层带来共同利益与共同身份的观念。
这种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共同身份，在早期拜占庭世界发展出彼此紧密联系的元老精英阶层。
君士坦丁还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物质上的刺激能够推动他的新宗教向前发展。
他于312年宣布，基督教士可以免于向其所居城市的城市议会履行义务——这一政策导致人们不断涌向教会。
国家向教会提供了大量资助。
在战胜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特许教会领袖任意向国库索取他们需要的财富，无论是为了扩建、装饰还是建造供宗教崇拜使用的场所。
与此同时，“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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