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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列昂节夫（K.Leontev）的定义，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是指君主政治、独特形式的基督教、对一切世俗事物的蔑视，以及对可能存在普世福祉（universalwell-being）的否定。
这一说法相当接近其特点，但是还需要细微的调整和细节的补充。
基督教应该被放在首位，其明显的特征是一个由教父详细论述，并由7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明确规定的静态教义体系。
它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不允许有任何进一步的革新出现。
在所有的基督教派别中，拜占庭的基督教大概可以说是最正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最接近使徒时代的教义。
但是，自从787年之后，它就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从而将自身置于一个不合逻辑的境地，除此之外，关于圣灵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变化。
由于君主政治的必要性源于宗教，因此应该把它置于第二位来考察。
地上的统治是天堂的映象，其他的体制都无法使上帝愉悦，甚至不值一提。
拜占庭最后一篇关于政治哲学的论文写于6世纪早期，至今依然少有人问津。
与此相反，同时期的助祭阿加佩托斯（thedeaAgapetos）的“王子之镜”
（MirrorofPrinces）则大为成功，他用简短的措辞定义了理想皇帝的标准，同时承认上帝赋予皇帝的地位。
理所当然，皇帝由上帝挑选，并且只对上帝负责。
皇帝的职责是实现臣民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而前者显然更为重要。
拜占庭君主政治的原理中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给予充分的讨论。
首先，皇帝在理论上应该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全体基督徒的统治者。
这很明显与事实不符。
考虑到还有其他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存在，一个虚幻的“君主之家”
的理论传播开来：皇帝就像一个家长，而其他的统治者都是他的子侄。
其次，如果说皇帝是由上帝选择的话，那么为什么偶尔会出现邪恶的皇帝（如福卡斯等）、异教徒皇帝（如尤里安等）、信仰异端的皇帝〔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tiusⅡ）和瓦林斯（Valens）等〕，抑或在奥斯曼苏丹统治时期出现穆斯林皇帝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为了惩罚基督徒犯下的罪恶。
那么要服从这些皇帝的统治吗？答案是肯定的（参见《罗马书》13章，1~4，“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等），尽管在毁坏圣像运动时期，极端分子考虑过要颠覆皇帝的统治。
关于基督教会地位的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教俗关系（saversusimperium）。
无论一个人如何在拜占庭“至尊权”
（）问题上纠缠不清，事实依然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皇帝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教会。
他可以独自召集全体主教参加的大公会议，并主导会议走向；他能够签署在教义方面具有约束力的宣言〔如泽诺（Zeno）的《联合诏令》（Henotikon），或是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信仰模式》（Ekthesis）〕；他有权力任命牧首和都主教，并被允许优先进入教堂内殿，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亲自讲经布道（如利奥六世所做的布道），尽管他不能主持圣餐礼；皇帝还例行公事地颁布法令来指导教会那些独有的问题（如神职人员结婚、私人神甫和进入修道院的最小年龄等），正如教会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平信徒一样，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当然，我们也能引用一些相反的例子，教会中人也会在某些教义或道德问题上反对皇帝（如果这些教士不屈服的话，就会立即被皇帝驱逐），并且，在帕列奥列格时期，那些无能的继任皇帝试图强行与罗马教会联合，也招致了公众的反抗。
这里甚至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很可能是这样的），牧首佛提乌在一部法律著作中插进了一个类似于西欧“两种权力”
学说的表述，但是这部被称作《序言》（Eisagoge）的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
这些特例不能被用来否定通例，拜占庭教会和国家不可分割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拜占庭不像西欧那样在精神和世俗领域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张的关系。
近代以来，东正教会依然遵循着相同的从属之路，无论是在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下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要找出一条原则，以用作拜占庭道德生活观念的基石的话，那么答案就是“规范”
（taxis）。
它最清楚地彰显于天国之中，并弥散在世界各个角落。
而“失范”
（ataxia），也就是无序和混乱，则是蛮族与魔鬼具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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