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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验证了现实，并且一再通过复原、复兴和回春的进程重现，历久弥新，这些进程不同于革新（kainotomia，erismos），后者往往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举行庆典时，皇帝会在一座据称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大厅中大排筵宴，他斜靠在一张长椅上，仿佛自古代以来，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他还会在罗马古历的正月初一（KalendsofJanuary）观看“哥特人”
的舞蹈表演，虽然只要有人尚存记忆就能看出，这已经明显与哥特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依然保有罗马时代的头衔，如执政官（sul）、大贵族（patri）、执事官（magister）或财务官（quaestor），并且欣然接受那些过时的东西，如饰针、象牙简或者古代晚期时军官佩戴的金质项圈，以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在钱币上会有几乎看不懂的拉丁文铭文——在很久之前，帝国就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语言了。
帝国这种虚假的不变性与它超乎寻常的寿数十分匹配。
事实上，拜占庭是唯一一个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组织有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后者就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现。
的确，拜占庭的长寿是它最明显的特征。
其实，它也曾多次命悬一线——最危险的一次是在626年，当时君士坦丁堡在阿瓦尔人（Avars）和波斯人（Persians）的围攻下险些陷落；在717—718年，阿拉伯远征大军兵临首都城下，最后看起来因为一场极其罕见的严冬和保加尔人（Bulgars）的援助才让他们败走；1090—1091年，游牧民族库曼人（s）仿佛从天而降，化解了帕臣涅格人（Peegs）与突厥人的致命威胁。
甚至在更早的5世纪时，东部帝国险些和西部帝国一样，被左右朝政的日耳曼将领颠覆，这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当然，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的灭亡掩盖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帝国实际在1204年，甚至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的二十年就已然寿终正寝。
但是，即使帝国仅仅存在了9个世纪，而非11个世纪，也依然是一个显著的成就，这表明它获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们甘于缴纳赋税、在军队服役（至少直到11世纪时），并且尊重皇帝的权威。
一个更为显著的成就也许是，帝国直到12世纪末期都没有遭遇分裂，而不像它的邻居，例如阿拔斯王朝（Abbasidcaliphate）。
当然，帝国也经历了许多次叛乱，但是这些叛乱的目的都是夺取皇位，而非裂土为王。
没有哪个雄心勃勃的将军（strategos）尝试宣布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独立。
直到科穆宁时代，才出现了第一次分离运动，将帝国的土地分配给大家族的成员和外国雇佣军首领的做法逐渐侵蚀了帝国的统一。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极大地加速了分裂的进程，然而这种分裂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鉴于其种族的多样性，我们越发难以解释12世纪之前帝国的凝聚力从何而来。
关于拜占庭人口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我们只能给出大致的描述。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仅次于古老原住民的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遍布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拉兹人（Laz）〕和各种各样的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
此外，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游牧的乌拉赫斯人和那些来自西欧的商人与冒险家。
为了弥补某一地区（如公元800年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人口的不足，帝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大规模移民政策让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在这些种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但却对精英阶层贡献最小。
高加索人则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帝国。
他们中涌现出了中世纪那些伟大的皇帝和皇后〔利奥五世、狄奥菲鲁斯（Theophilos）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及其亲族、巴西尔一世和他的后任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Ⅰ）及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JohnⅠTzimiskes）〕，利奥六世时期的斯蒂利亚努斯·扎乌采斯（StylianosZaoutzes）这样有影响力的重臣，一大批军事将领和福卡斯（Phokas，至少这个家族有部分高加索人血统）、斯科莱罗（Skleros）、库库阿斯（Kourkouas）、科里尼特斯（Krinites）、莫塞莱（Mousele）、布尔采斯（Bourtzes）、塔罗尼泰斯（Taronites）及托尔尼基奥斯（Tornikios）等拥有广袤土地的大家族。
宏观上的思考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些民族都将自己与帝国联系在一起。
有两个具体的例子可能更具启发性。
第一个事例来自卡考麦努斯（Kekaumenos），他是一个有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血统的退伍军人，却拥有典型的希腊姓氏（意为燃烧者）。
他往上至少四辈祖先都为帝国服务，尽管并不总是那么忠心耿耿。
他受过中等教育，于11世纪70年代写出了那部著名的《训诫书》（Admonitions），这是拜占庭时代最真情流露的文献之一。
卡考麦努斯在书中讲了很多效忠皇帝的话，他建议：“没有任何人在胆敢参与反抗皇帝和罗马人国家的叛乱、破坏和平之后不身败名裂的。
因此，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恳求你们永远站在皇帝一边并做他忠实的奴仆，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陛下永远是胜利者。”
换句话说，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命令后人保持忠诚：叛乱是一种过于冒险的行为。
然而，卡考麦努斯也并非忠君的完美典范，他并不希望帝国的扩张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对那些“小邦首领”
（帝国周边独立领地上的统治者们），他极力劝诫他们与皇帝保持距离，否则后者就会不带一丝感谢地夺走他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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