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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从没有自外于世界——学者李礼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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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讨论何以中国，或什么是中国？您也有相关著作如《何以中国》，当然您关注的主要是古代中国的起源，公众关注的既包括古典中国，也包括当下。
从您的角度看，为什么对“中国”
的关注会越来越热？毕竟考古学也试图解决“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形成的”
这个困惑。
许宏：对，我有两本关于古代中国的小书，一本叫《最早的中国》，一本叫《何以中国》，所以搞得现在我好像成了所谓考古学界的“中国”
问题研究专家了。
（笑）这个问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几年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到人大作讲座，我们也跟着“追星”
，当我把《何以中国》送给北大的一位教授时，他说现在讨论什么是中国的书已经有好几本了吧，这应该反映了我们的某种整体焦虑。
是啊，我想起许倬云先生的《许倬云说中国》、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和《何为中国》，还有本人的这两本小书也算是跟着凑了个热闹。
这些书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回溯古代中国，但也是回应当代人的的需求吧。
很明显，我们的确都有点焦虑，说重新定位也好，追求文化认同也好，反正是有这个需求。
说起来，考古人参与这个话题，按说也不是很新的，这是百年来国人追求自我定位和文化认同的延续。
不过我记得王明珂先生提醒说，世界各地区人类语言、文化与人种的起源、迁徙与分化，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曾是相当热门的主题。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研究除了在少数地区与部分学者之间开展外，基本上已无法吸引学者们的兴趣。
就是说其他国家的学界已经不再讨论这样的问题了，这可能是一个反衬。
李礼：中国在20世纪初从传统的古器物学、金石学转为西方考古学，除了引入近代科学（像地质学、生物学），还有怎样深刻的时代背景？记得您提过，考古学者也都是“求变者”
，整个一部考古学史根本离不开百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
许宏：考古学就是舶来品，根本不是什么国学，对不对？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的东西，但研究理念、方法和这个学科本身都是非常新的，是一门现代学问。
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进，那时我们跟日本实际上就差一截，日本引进的时间还要早。
这样一个新的学问进来，实际上是和科学理性、追求文明认知这些诉求，以及好多学科一块舶来的，比如考古学方法论上的两大支柱，一个是考古地层学，一个是考古类型学，地层学来源于地质学，类型学则是生物学的概念，这二者都是全新的学科。
它们是一块被引进过来的，来到中国正好应一时之需。
考古学当时应该是门显学，不少人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在中国一诞生，就是要解答国人迫切想了解的“我是谁？中国是怎么来的？”
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
顾颉刚先生他们的“古史辨”
，包括胡适先生所说的“东周以上无史”
，一下子给人的感觉是整个中国古史虚无化了。
这些思考的背景是最初被西方打蒙了或者说打醒了的状态。
天朝上国那种感觉逐渐退去之后，文献中的三皇五帝这些以前笃信不疑的东西现在不成了，怎么办？所以说傅斯年就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是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词上用的一句话，呼吁脱离书斋钻故纸堆的方法，到田野边疆去找东西、找史料，中国考古学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显学，可以说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
李礼：仰韶文化被认为是安特生发现的。
不过中国在考古学诞生之初，本土学者很快主导了考古工作，成果也很多。
但包括您在内，也指出这带来的弊端，比如中国考古融入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甚至是民族信仰等问题。
我记得，张光直先生说过，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主旋律就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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