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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个历史遗存或事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阐释，这种不同不就是思想史的体现吗？
作为一门现代学问，考古学也绝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的发展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
作为一门研究“人”
的学问，考古学要回答解决的是当下人所困惑、思虑的问题。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为了满足当今人的好奇心，完成新的符合当代人旨趣的历史建构。
考古学史也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济观察报：请您推荐几本在您学术生涯中对您具有深刻影响的书，并简单谈谈原因。
许宏：第一本是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吧，这是一部经典性的作品。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及毕业留校后接触到，对我后来超越夏商周王统的考古学的思考，把三代考古纳入全球文明史视角的研究理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华裔美国学者，张光直先生的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和国外学界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中国学者通过张先生的中文作品了解当时考古学最前沿的成果，而西方学界也通过张先生的英文著作了解中国考古学。
许多外国学者写的《全球通史》《全球文明史》都引用了张光直先生总结性的成果。
▍ 在内蒙古考察陶器
再一个使我的学术思想以及视野得以开阔的就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我的小书《何以中国》的副标题是“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效颦”
的产物。
我力图要解答公元前2000年那一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最早的中国诞生在中原？我觉得这和我读黄仁宇先生的作品，深受他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他的《中国大历史》给我一种贯通的感觉，他强调赈灾、治水和防御北边这三者构成中国古代史的主旋律，对我研究早期中国都有极大的启发。
当我在思考早期中国为什么又是如何从无中心的多元演变到二里头有中心的多元，再到秦汉帝国的一体一统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脉络时，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的视野让我受益匪浅。
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对我有着很大的方法论上的冲击力。
我发掘的是二里头都邑，主要研究的是中原地区，更需要了解中原的周边是如何看待中原的，中原又对周边有着怎样的影响。
考古学面对的是物质遗存，然而从物质遗存究竟能否探知当时人的族群认同？王明珂先生告诉我们“NO”
。
族群、文化认同都是主观认同，不是看他们用什么器物、穿什么衣服就能界定的。
这就让我们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二里头的夏商之争，如果从王明珂先生所从事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争论的是考古学的真问题吗？是考古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吗？
▍ 不同的田野作业，共同的对华夏由来的思考。
疫情时代，难得与惺惺相惜的王明珂先生（右）重逢于北京，2022年4月摄
还有，王明珂先生指出：“我们对一篇文献、一批考古发掘资料，或一个田野考古报告人的口述，感到讶异、好笑、不理解，或这些资料间有些相左、断裂时，这显示我们的知识理性与外在现象之间，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一段差距。”
他提示我们，学者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当作理所当然，对自己的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感到讶异，这不正说明我们的认知与常识往往存在误差吗？我们对三星堆的发现所显现出的讶异，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前是中原的汉字霸权，其中的记载往往是中原本位的，对周边地区不符合所谓逻辑与正统的历史进行选择性地书写与遗忘。
王明珂先生的点拨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
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教授的《长安的都市规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的写法对我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影响很大。
他写隋唐长安城，但把长安城这座都邑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去观察分析。
妹尾达彦教授在书中附有地球仪般的各类地图和比较表，把长安城置于生态圈、文明圈（含游牧文明圈、农耕文明圈、狩猎采集文明圈）和宗教圈（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等几重交叠的视野下去解读，让我们知道只有在如此恢宏的自然与文化背景与文明交汇大潮中才能有长安城这样雄浑灿烂的文明成果。
写得太大气了，读起来有**气回肠之感。
我的《最早的中国》虽然是一部关注二里头都邑微观的著作，但是在其中我也将二里头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进行了比较分析，也做了大量的图表，试图从比较文明史的视野来探究二里头文明的崛起，这与妹尾达彦教授这本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020年1月22日，采访人朱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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