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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开始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二里头最终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节点。
因为二里头没有类似甲骨文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发现，我们对二里头时代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还不太清楚。
而王国维先生用当时刚刚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分析，使得他可以推导出殷周制度变革的巨大变化。
我也同意李零先生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典范中国是西周时代奠定的，二里头只是起步，到殷商发扬光大。
随着西周的封邦建国导致礼乐文明逐渐扩散，人文主义的价值扩散开来。
比如像殷商时期大规模的人殉，征伐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屠杀，而周代的扩张与之前的商代是截然不同的。
西周王朝基本上是怀柔的政策，利用当地的势力和商遗民。
我们在考古遗存中经常发现这样的证据，周王朝正因为有这种宽容怀柔的策略，使得它庇护下的各个小国基本是周天子代理人的性质，正因为有这种分权制、代理制，才使得所谓中原王朝文明居然能覆盖那么大的范围，这跟殷商的统治管理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我们认为商周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之后的朝代更替，甚至族属都变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共同的认同，这些都是后来文化认同中比较复杂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的下一部作品关注青铜技术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影响。
对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源头，学界有“西来说”
和“本土说”
的争论。
在您看来，青铜技术在早期文明中为何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您认为青铜技术从草原进入中原文明，又有着怎样的轨迹？
许宏：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
关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源头，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中。
无论是本土说还是西来说都没能够给出极其确切的证据来。
在中国学者里，持这两种观点的都有，也拿出了自己的证据。
现在看来比较难的是不管持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必须有证据链，而现在学界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有早期铜器的发现，还要有从冶炼到制造这些铜器的生产行为链。
这一方面的证据还是比较缺乏的，比如矿山、矿冶遗存、冷锻或是铸造遗存，这些现在都还缺乏确切的证据链。
青铜冶铸技术外来说就更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推移、技术演进发展上的证据链之外，还有一个空间差。
因为文明的传播和扩散，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病毒传染，在大量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
譬如说当时的中原王朝能够制作出像二里头的青铜爵到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高精尖、复杂复合范铸件，我们在中原以外，几乎没法原封不动地找到类似的产品和技术。
青铜技术外来的说法，合理之处在于一两千年以前，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到中亚和欧亚大草原就已经开始有比较发达的金属文明了。
青铜的重要性在于，这种高科技技术，一旦进入了各个人类群团，基本上都被作为已经开始或正在经历社会复杂化的各个人群的贵族和统治者的身份地位象征。
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尽管铜器以个人装饰品为主，但是贵族墓里面，铜器、金器很多。
中国一开始以玉、漆器还有一些精制陶器作为身份象征物，但是青铜传播到中原之后，马上作为祭祀祖先、沟通神灵的重器或者贵族身份象征物，都是把它用在被各个族群认为最重要的领域。
这是青铜作为一个大的时代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卓越之处。
归纳起来，我们还处在对于青铜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没有定论。
一个逻辑推断是，在东亚大陆青铜文明出现的一两千年以前，作为当时高科技的金属文明在欧亚大陆西部已经出现了，而整个欧亚大陆又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那么当一个高科技出现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很难做到完全隔绝的，在没有文化交流的前提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明一项新技术，这是很困难的。
独立发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推断要慎重。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经济观察报：中国早期文明与外来文明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有学者讨论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鼎与鬲的区别，以及非汉藏语系的语言在中原存在的可能性。
那么在您看来，早期文明中的哪些特征具有外来文明的影子？而早期中华文明在世界早期文明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许宏：我们说最早的中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
现在被纳入中国版图的临近中原的区域在当时就是域外。
正如当年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所谈及的，当年的殷人就把分布在今天晋陕高原的部族叫羌，羌的定义不同于今天的民族概念，随着“华夏”
版图的扩大，羌成为界定华夏族群外缘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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