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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读者、网友、听友满足于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夏朝究竟存不存在？”
“二里头究竟是否属于夏朝？”
实际上这些讨论，必须把它们放到学术的脉络里，用逻辑和材料说话，要注重推导过程。
实际上我愿意跟大家共勉的，是要使我们的思维复杂化。
我听过不止一位大学教师跟我吐槽说，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变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来矫正中小学阶段标准答案式的教育。
如何让学生有批判性思维，让他们知道考古学和上古史的许多结论具有不可验证性，去接受一种更多角度与层次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一直讲回顾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百年以来中国考古人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过程中，在心理上、思维上一直存在着两大主线：第一，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带来了科学理性、求真求实的精神，考古学首先追求的是史料的精确和史实的复原；第二，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侵略和欺凌，而有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因此生发出朴素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并不是贬义词，狭隘的民族主义才是有害的。
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愫和科学理性的认知这两者，中国知识分子处理起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有的时候是很纠结的。
作为一个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建构国族认同、建构文化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还是觉得整个公共知识界应该意识到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我相信这一切都在逐渐变好。
现在网上也有一些小朋友，和我谈的不是学理、逻辑、思辨，而是用情感、情怀来代替学术讨论。
这和作为学者的我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如果不用学术的视角和方法讨论，就没有回应的必要。
▍ 天一文化讲坛《寻根记》海报
对于我来说，理想的读者当然是具备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如果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提升，那么大家就能从我们这些学者身上汲取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中国通史大师课》的第一章叫作《中国文明是五千年吗》，这也许会使很多以三皇五帝等神话人物作为历史开端的读者视作一种挑战。
上古史中存在着“神话时代”
，苏秉琦、严文明等先生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五帝时代”
。
当代学者韩建业也认为仰韶前期、仰韶后期与龙山前期分别对应着古史中的炎帝、颛顼与尧舜时代。
您怎么看这种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分析？
许宏：《中国通史大师课》这一章的标题是编辑加的，好像还挺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我通篇解读早期中国基本上是考古学本位的，贯穿着考古人写史的思想。
我在课程中也说过，这些争议都是看问题的视角。
中华文明能否追溯到5000年，还是像易中天先生说的3700年？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中国文明肯定有一个孕育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这都是可以讨论的，是一种阐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
至于像你问题中提到的这些先生，他们采用的都是文献史学的话语。
在当时的文献（比如甲骨文）发现之前，在古代中国是殷墟时代之前，考古学是没有办法把后世文献记载的国家和族群与具体考古遗址一一“对号入座”
的。
如果有学者愿意对号入座，他也是一种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
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同时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是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探究的。
但是作为一个考古人，我还是倾向于考古人写史的方法。
在史前和原史两大阶段，由于后世追述性的文献典籍没法一一与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我们还是倾向于用平易、客观的考古学话语系统，来表述我们要迫近的史实。
任何一个学者都不能说自己的观点肯定就是真理或者史实本身，我们只能迫近，这个是有认识论上的不同的。
学者当然可以做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但是我觉得宜粗不宜细，比较合适的像蒙文通先生、徐旭生先生等，他们的研究把古史传说的史事与人物分配到以河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中原华夏集团、以海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东方夷族集团和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南方蛮族集团，然后一一地对应于华夏、东夷、三苗这些古史中的部族，这样的尝试是有建设性价值的。
但是如果具体到传说中的某一帝王，说某个遗址就是传说中圣王的都城，这种判断我认为要极其慎重。
虽然我推崇的是考古人写史，但是我不认为考古学需要一直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我认为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大历史学。
历史学分为狭义史学和广义史学，狭义史学实际上是文献史学，我们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大的从属关系，在这里我指的是大历史。
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致力于对大历史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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