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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就认为，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醉心于把器物类型学和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此外，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了“自说自话”
的境地。
比如说，我们在争论夏商的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这本来不是考古学擅长和能够解决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中国考古学和西方考古学相比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相当的距离。
考古学本身就是舶来品，我们比人家慢半拍甚至慢两三拍，都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正在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经验教训应该深刻汲取。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认识论上开始反思。
我不带学术成见、近乎白纸地进入田野进行考古工作，最后得出的结论与罗泰教授这样的西方考古学家的认识相当接近，这就是殊途同归了。
让我比较欣慰的是，我之前受罗泰教授邀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和那里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中美洲考古的学者对话，大家工作的区域不同，但可以做很好的交流，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用相同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来处理学术问题。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从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转型为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新阶段。
我们正在探索，我们正在追赶。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
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
正如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
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
，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
但作为标榜科学的学科，我们是否应该先把祖先当作“他者”
来研究，既没有必要自卑，也没有必要盲目地自负。
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弃一些自说自话的提法，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以往对中国“单线进化”
认知系统之外的事实？
也不必过多强调东西方的差异，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说明人类大体上都是同源的，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
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最早发明的，是学习别人的，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于是有了我们自己的文明。
比如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的青铜冶铸，以及小麦、绵羊、黄牛、车、马、骨卜等事物、技术和习俗，已基本可证明是传入的。
甚至甲骨文这么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究竟是“无中生有”
地从中原及其左近的东亚大陆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和刺激而产生的，至少现在在中原地区还没有找到它的明确的前身。
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辉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
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最早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
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 2019年在埃及考察
2018年6月，采访人刘周岩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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