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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
诚如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求索夏王朝的过程中，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不应先有一个必定存在的预设。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
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
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古史辨”
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
无“疑”
则无当代之学问。
鉴于信史时代的上限是甲骨文出现的殷墟时期，而此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或早商时期仍属原史时代，商王朝可以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即其下限是清楚的，而上限仍有待探索，无法定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彻底否定徐旭生先生近60年前首倡的关于二里头属于商汤亳都的推断，因而，也无法判定二里头绝对早于商。
如二里头的主体为商，则作为王朝诞生传说地的中原，在二里头之前还没有发现具有“王朝气象”
的考古遗存，所以这个问题仍是存疑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你是“疑古派”
吗？
许宏：我不敢称自己是“疑古派”
，顾颉刚先生他们是疑古派，是有非常强的文献功底去具体地“辨”
古书的。
我们这代人在文献的把握上有先天的不足，我仅仅是继承了些许疑古精神，可以说是“考古派”
吧。
作为考古人当然难免有考古学本位的倾向，但这个“考古派”
应该还不限于考古学的范畴，追求的是以考古学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
只有深刻地意识到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扬长避短，才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芜杂晚近的文献中的说法，不足以支撑“信史”
的成立，仅从现有的“不会说话的”
考古学证据出发，更不能对夏朝的存在证真或证伪。
我的这种态度可以叫“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有了像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书材料就可知，现在则暂时不可知吧。
▍ 1947—1948年，顾颉刚（左五）、徐旭生（左三）、苏秉琦（左二）等史学研究所人员在北京怀仁堂西四所院子里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考古学本位，但并不认为考古学应该止步于材料的收集，同样要用材料来解释历史，发挥想象力“讲故事”
。
对于“二里头是夏文化”
的“故事”
，你提出了颇为苛刻的要求，认为其不能确证，你自己的“故事”
是“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这同样是有争议而没有获得学界共识的一种说法。
为什么对这两种解释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许宏：以前我们一般将“推论”
和“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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