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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
则无当代之学问——《三联生活周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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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你从1999年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一职，至今已有近20年了。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构成了你学术生涯的主要部分。
能谈谈在你任内二里头考古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吗？
许宏：当我和团队接手二里头遗址时，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40个年头。
我们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四合院”
式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群和礼兵器群，以及最早的铸铜作坊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
2014年，《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420多万字，插图、插表1000多幅，5大卷。
关于二里头的详细信息，都包含其中了。
不过这实在是“文言文”
，对二里头的“白话文”
解读就是我的小书《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
对二里头的研究是一项集体事业，虽然这5大册考古报告我是主编，但作者总计有62人。
在二里头，我们的工作有如“愚公移山”
，要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
我们三代队长数代人（从“20后”
到“90后”
）在近60年的时间里，才发掘了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前面的路还很长。
这也就注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而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成果上的进展，你主持发掘后的思路有哪些变化？被称作“超级国宝”
的绿松石龙在你的任内出土，它在各种场合被用作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不过你曾说过，相比于2002年绿松石龙的出土，更看重2003年对宫城的发现，是不是因为后者是你所看重的聚落考古学方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 经常站在考古队楼顶，给来宾指点最早的“紫禁城”
那块地儿
许宏：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前，师从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从事城市考古研究。
城市考古是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徐苹芳先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这一大题目，上下3000年，纵横数千里，涉及学术难题无数。
这个重担压下来，“阵痛”
了数年，却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所以我特别注重遗址的空间布局及其历时性的演变。
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解剖麻雀”
的机会。
我一直说我是考古学科中做“不动产”
的，是做“井字形道路”
“宫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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