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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合适的。
文明的传播，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病毒或基因，它在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以变得面目全非。
比如说像高精尖的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我们致力于找源头，但除了中原，其他地方的青铜器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形式都不一样。
中国的青铜文明是怎么来的？它是由外来的青铜冶铸技术和我们几千年玩泥巴、用模子来做陶器的传统相结合，又跟我们祖先崇拜的宗法制度这套行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结合，这才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的中国青铜文明。
我认为，中国文明，既不是纯土生土长的，又不是完全外来的。
任何历史悲喜剧都是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它植根于这块土地，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然后才生发出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早期文明。
◎赈灾、治水、防御北边的需求，形成了中央集权政府
燕京书评：你认为，“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其影响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进入‘一体的王朝’”
。
从你研究的时间段来看，从邦国到王国，从春秋战国到秦代大一统，是否可以说，从长时间段来看，中华文化似乎处于不断的融合中？那么，这种文化融合的驱动力是什么？
▍ 在研学活动中为学员讲解
当人口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到了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能逐渐有一些避免鱼死网破的规范，导致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国家诞生发展起来了，最后像二里头这样的所谓广域王权国家也出现了。
我在《大都无城》里认同美国著名学者贝格立教授等“二里岗帝国”
这一提法，后来经过殷墟时代，有了西周大分封，直到秦汉帝国的一体一统化，有一个从多元到一体、一点一点兼并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认为，黄仁宇先生说得非常有道理，但他的视野只是历史时期——从东周到秦汉以后。
他说，赈灾、治水和防御北边，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史一个大的主旋律；而赈灾、治水和防御北边，又是由于季风、黄土、黄河和农牧交汇地带这些大的气候和地理因素决定的。
最初，秦帝国是怎么来的？天下思变，人心思定。
季风和寒流交汇正好合适、风调雨顺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碰到非常厉害的降雨就是大涝，没碰到可能就是大旱，就要赈灾。
治水那就不用说了，黄河、长江，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没粮食跟你借你不借，但我要把你灭了，你要属于我的话，这事不就好办了？此外，从事畜牧和游牧的人群一直在南下，就导致农耕定居族群跟他们冲突，在这种内外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中央集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尽管我们现在评价起来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要意识到，我们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它是一点点地走到今天的，不可能超越地理地缘和大的历史人文框架，这是个大问题。
我还认可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比喻，后来中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吸纳外边的族群进来，这就是融合的驱动力，它形成了一个文明旋涡的涡心。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作为考古人我就不敢再多说了。
许宏：我首先要订正这位读者朋友，要知道远距离游牧的前提是骑马，而游牧族群出现在东亚大陆北部不早于春秋甚至战国时期，在那之前只能是半农半牧的畜牧族群。
从这一点上讲，游牧的概念就限定了历史上限，它根本不可能到二里头时期，连二里岗、殷墟都谈不上，那是东周甚至汉代以后的概念。
还有就是所谓中原定居农耕方式这种同化作用，即便像蒙古族群，到了元朝蒙古人进来，它一开始还是想把中原变成草场，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得不恢复原来的农业，为什么？根本不可能有一帮人，包括拓跋鲜卑和满族，到了中原地区还横行，沿袭在草原居无定所的那种生活方式，你只能华夏化。
我们刚才说到中国地理和历史大势，就是一旦进入定居农耕区，还搞游牧那一套是根本不现实的，你只能改，要不你就走。
我在文献上是引用了冯时教授的提法，因为上古王国国力强盛，国君要宣示教化，所以根本不用一个城圈把自己圈围起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定居农耕“盆地”
中间，只能萌生出所谓儒家的东西，以少数族群游牧的思想为长期主导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考古学的证据。
关于北方少数族群入主中原后对都邑营建的影响，我推荐过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的研究。
我在《大都无城》中论及“后大都无城时代”
有三大特征：一个是城郭齐备，一个是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度。
这些显得中规中矩的都邑格局，人们原来以为纯粹是我们华夏族的东西。
但李孝聪先生认为，这其实是马上民族如拓跋鲜卑到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等少数族群入主中原之后才普遍形成的。
它的功能：第一，严防死守，加强戒备，加强管理；第二，用中原的礼制来教化、统治、管理华夏族群。
这才导致“后大都无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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