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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旧石器时代的人都翻山越岭地过来了，怎么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反而不大来往了呢？所以我一直说，民间研究者的思路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要说证据，那是严重不足。
一方面，我主张要有坚实的证据；另一方面，我对这种思考持开放的态度。
外来文明的传入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都可以用时间换空间，后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青铜时代中国与外来的联系是大大地增强了，很多发现可以校正甚至颠覆我们的认识。
比如，关于三星堆，可以引用王明珂先生的话做个反思：“经常考古发掘使得一些‘过去’出土时，对此‘过去’我们感到十分惊讶。
此‘惊讶’便表示，考古学发掘所见的‘过去’与我们的历史知识理性不符合。”
其实，“‘异例’（anomaly），是我们反思自身知识理性的最佳切入点。”
为什么我们认为三星堆不合情理，这是不是我们的思维定式出了问题？对这种完全不见于文献的东西，我们觉得它不应该有，可是为什么不应该有呢？它本来就在那儿。
所以我一直持一种谨慎且开放的态度，不排除各种理论和史实上的可能性，但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中国”
概念讨论的多元化是很正常的，本该如此。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还有李零先生的《我们的中国》，其实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那几本小书，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最早的中国》如果有副标题，可以叫“二里头文明的崛起”
，这是微观的；《何以中国》的副标题是“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这是中观的，追溯到二里头之前几百年；《大都无城》的副标题叫“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以二里头为起点，看它之后的影响，这是宏观的。
我已经给第四本小书拟定了题目：《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
东亚青铜潮是大宏观的，到了这个层面，“中国”
这个概念已经不够用了。
而这股席卷东亚的“青铜潮”
其实可以追溯到新疆——地理和文化上新疆属于中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中亚文明史》甚至把甘青地区作为中亚东部。
然后，从甘青地区和北方草原开始，经过中原地区，一直到日本，随着青铜潮的西风东渐，几千年发展缓慢的东亚新石器时代迎来了一个大的提速期。
我们考古人写史当然最终还是为了“解读早期中国”
，这是我这套书的名字。
在一个学术碎片化的时代，从整体史的角度给出这样一个宏阔的图景，我觉得很有意思。
2016年9月18日，采访人郑诗亮
▍ 《最早的中国》新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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