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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之前有几百年逐鹿中原的征战，各地的人都往中原涌去。
以前的分析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或者比较适合于农耕和人类繁衍，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不适合。
于是有学者开始推断，有没有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生活在东亚大陆大两河流域的人群逐渐在思想意识上有了“中土”
这个概念了？当然这个论证起来是比较难的。
冯时先生他们认为在先商时期就有了这种概念，二里头大体上吻合在天下之中立都的发想。
我从考古学上分析，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只能是二里头。
古中国跟当今中国，肯定有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关联，但是那种断裂性也比较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复杂就复杂在我们中国考古学有个非常罕见的特征，即在考古学诞生之初研究者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世界各地大量的区域都是白人学者去挖、去做的。
而中国本土学者就是做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把过多的情感融进了本来是理性、科学、客观的研究上。
我自己可能倾向于理性和科学的层面，认为研究的对象即便是我们的祖先也要先把他们当成他者。
我们现在正在融进世界考古学的学术大潮里面去，观史需要距离感，现在可能还看不清楚，可能过段时间会稍微好一点。
提问4：我想提一个外行的问题：从历史考古的历程来看，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方面能不能请教一下？
许宏：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每个历史研究者、历史观察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些考古人来说更难。
搞历史（文献史学）的老师本来就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他会更直接地考虑这个问题。
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形而下的，我们一直希望透物见人，甚至窥见他的思想，但这个太难了。
历史发展动力这个问题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从考古学者的角度来简单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人们要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了。
▍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兽面乳钉纹青铜方鼎（左）、兽面纹青铜爵
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中原王朝扩张的动因很有可能是为了攫取当时关系国家命脉的铜料等。
在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只有二里头和郑州商城能够铸造青铜器，其他地方不敢也没有能力来造。
二里头的铸铜作坊，是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到了殷墟时代，这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泄密，导致江西新干大洋洲、湘江流域和三星堆那些青铜器群都出来了，包括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都能铸造青铜礼器了，从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与政治面貌，到了那时，青铜文明已经不是中原一枝独秀了。
动因何在？这些都是有待于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提问5：说到东亚大陆城市分三个阶段，我读文献里关于早期文明的说法，最早连都城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是“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我特别想知道考古学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谢谢。
许宏：东周文献里有好多提法，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文献大多不是纯正的文献记载，而是当时各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为了谋求自己的华夏正统性而阐发的政论。
“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有先君宗庙的牌位的这个地方是都邑，还是靠谱的。
“邑”
单个字肯定没有阶层性。
因为从大城到最小的邑，都叫“邑”
。
但这里面说的是君所都、王所都。
祖先祭祀是被中国人看作重中之重的，我们的祖先把青铜这种高科技“拿来”
之后，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上面来。
而现在据我对早期都城的梳理，最初的宫和庙根本分不开，宫庙一体。
后来说左祖右社都是以王权为主，王居主殿，那是很晚近的事。
这条文献里面提的这个至少是君王统治者所居的邑为都，这大体上是和考古发想与研究结果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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