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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暂时又写不出新书，就觉得比较遗憾。
接下来译者金先生问的当然就是能不能在韩国出版韩文版。
之前有网友抱怨说他在韩国留学时，买盗版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很贵，而金先生尊重作者，征得我同意，我说当然可以，当场就签了授权韩文版的意向书。
我说：“那我再写个韩文版的序，说明一下情况，另外把我收集的1998—2013年这一阶段的中文文献存目放在书后吧。”
他非常高兴。
后来韩文版在韩国的ZININZIN出版社出版。
有了韩文版，我就想可以照这样来出，毕竟自己关于先秦城市总体演变的观点和大的框架没有变。
最初想把它变成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主体部分，加上最新的材料，作最小限度的修订；中编收入这本书出版后我个人关于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方面的10篇论文，代表我最新的思考；下编把全部的基础表和搜集到的关于先秦城邑考古的文献存目放上去，因为工具书性质的著作比较好用。
以此退而求其次，圆了我的修订梦。
出版社为这部书申请了当年的国家出版基金，很快就批下来了，这等于给我上了个紧箍咒——必须按规定的时间结项出版，可我在修订过程中摊子越铺越大，一点一点地陷进来了。
比如全书的讨论重点从“城市”
转到“城邑”
；随着思考的深入，城邑的内涵从限于狭义“城址”
的围垣聚落变成了现在的包括环壕聚落，这样，探讨的时间上限就从公元前3500年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
工作量成倍增加，交稿期不断延后，这样只能跟责编解释，他们便一遍一遍地写延期结项报告，因为大家的共同愿望是要出就出个更理想的。
《先秦城邑考古》就是这么来的，本来是想做一个修订版，可由简入繁，自己给自己找了这么大的活儿来干，就像人们常说的“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
同时，经过一系列思考，以至于整体框架、书名都变了，完全成一套新书了。
换句话说，《先秦城邑考古》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升级版。
澎湃新闻：从“城市”
到“城邑”
的变化反映了什么？
许宏：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思考。
如果比较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城市是一种定性分析，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到的一种高级聚落形态。
我以前有篇论文叫《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不理解的感觉是在哗众取宠，其实说的是所谓“文明”
的诸要素大部分是考古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如青铜器等礼器、大型礼仪中心、大墓、文字等，它们都是具象的物，但城市是什么？城市的标志可不是城墙，这是我在这部书里一直强调的问题。
迄今为止，城市概念的使用非常混乱，城市是被高度提炼的、抽象的而非具象的东西，上述具象的物（遗存）组合在一起、集中于一地，才能被抽象为城市。
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把城市改为城邑，城邑是具象的考古学现象。
在研究中，比较复杂的是对城市（都邑）起源的推导，这是一个逻辑思辨的过程，它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位的研究范畴。
后期的城市就是一个城市，尤其是东周秦汉之后，城圈的大小往往就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
但在城市起源的过程中，连夏商时代城墙的有无都不能作为城市或都邑的一个指标，它本身是不是城市是要进行思辨和分析的。
这样一来，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我就一直在城市和城址之间相互切换，不能把龙山时代或之前的一个城址，也就是被圈围起来的一个聚落遗址直接认定为城市。
经过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我现在更强调考古学本位的研究——考古学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考古学应该扬长避短，而非扬短避长，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城邑所涵盖的面要比城市大得多，而考古学最得心应手的是聚落形态——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过程。
于是我便想，如果着眼于圈围设施的有无和存在状态等，那不就是城邑的研究吗？如果将研究的主题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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