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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代中国人好玉，对于金属制作不擅长也不喜欢，所以二里头时代才进入青铜时代，却还没有金器。
殷墟时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接受了殷墟文化的影响，又有外来的使用金器和权杖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考古问题，要使自己的思维复杂化。
◎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而这个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说法
我提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是华夏第一王都。
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老先生们探索的前提下，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众多中国之最，前无古人，继而开了后世古代中国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作为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一个节点。
另一个节点是秦王朝。
从秦王朝开始才从有中心的多元演变到一体化的中央集权帝国模式，也即我们在开头讲的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三大阶段。
2018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迹象。
第二个节点，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良渚等一批文明古国开始出现。
第三个节点，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指的就是二里头文明的兴起，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文明。
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一个基本结论，由于是考古学本位的粗略划分，问题较少。
此后的夏商周断代，一旦涉及传世文献和较真的年代问题，就复杂起来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大家知道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才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此前的西周各王，只能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的武丁以下各王，可以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因为有甲骨文了；而商代前期，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至于夏代，则只能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一个确切的时间基点。
夏商周断代的基点是武王伐纣，这样一个按说应该很明确的时间点现在至少有44种结论，前后相差112年。
也就是说基点已经差了112年，学者们再采用关于夏、商总年数的不同说法，可以想见其累积误差，所以彻底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问题还任重道远。
▍ 二里头村民在“华夏第一王都”
碑前驻足观看
作为一个学者，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我是带着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这些探索的。
二里头文化有了更细腻的年代框架，我们是在借着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之力，推进着学术研究。
我于1999年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那是二里头遗址发现40周年。
在此之前，我们的两任老队长，都在任20年。
我也干了20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的那一年，我主动辞去了队长职务，把它交给年轻人去做。
我觉得这成为一个传承，相信二里头在年轻学者的努力下能展现出更大的辉煌。
我希望自己从田野考古学家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写自己喜欢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的责编从书中选摘出来印在《何以中国》初版封底上的一句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2021年3月27—28日线上讲座
《北京青年报》王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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