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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时代的发展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也是很重要的。
数千年以来个体在东亚传统中不受重视，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大家都可以发声，这是亘古未有的。
今天我们这种考古人全然不同于我们的老师、前辈考古人，他们把毕生精力都花在田野发掘、写田野考古报告、发表学术论文上，考古报告印上1000册，供学术圈子里的人用也就够了。
所以，可以说公众考古、互联网的推动，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其实这种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
拿我自己来说，记得1996年《读书》杂志曾经约请几位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来讨论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几位学者坦言对考古学话语系统的疑惑、慨叹和望而生畏，其中我的同事陈星灿教授的文题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
，读了之后尽管颇以为是，但当时的想法仍然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学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不满于充斥坊间的考古大揭秘类的“攒书”
，另一方面又不肯或舍不得拿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公众考古的行列中来，这基本上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考古界相当一部分同仁的心态。
而这十几年我观念的转变大家都看到了，有点与时俱进的感觉吧。
“穿越”
于田野考古与公众考古、主流学界与网络之间，保守与“任性”
并重。
有年轻朋友说我是“完成了一个学者前行路上的漂亮蝉蜕”
，我个人也有种活出了一个新我的感觉。
▍ 担任青少年夏令营的学术顾问
中国网：您到目前已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15年了。
数据显示二里头遗址一共300万平方米，您是第三任队长，您的团队和前两代考古队共在二里头发掘了55年，但才发掘了4万平方米，也就是总面积的1%多一点。
您怎么看这样的进度？
许宏：这就是所谓的“愚公移山”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
这也就注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而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工作，从宫城开始系统钻探，全面勘查，这些都是从长计议的，而不是想挖一些什么好看的、值钱的东西。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复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应该控制发掘面积已经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共识，因为发掘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我们应该把遗产更多地留给子孙后代，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能从中提取更丰富的信息。
所以，考古人应该适当压抑和束缚住好奇心。
明代皇陵的发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现在坚决支持国家文物局关于严格控制帝王陵墓发掘的禁令。
现在我们已经转换思路了，不能在我们手里竭泽而渔。
我在去年“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的专题报告中提到，我们的成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正因为前辈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保留下了重要遗迹，才使得我们在更新工作理念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重要的突破，这是我们要深深感谢的。
同时，我们的发掘也只是做到重要遗迹的表面，尽可能地利用晚期遗迹的剖面来了解更早的重要遗存的情况，让后人能在我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中国网：您在发布会上提到有年轻朋友悲观地形容考古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
，但看您学考古、从事考古工作已经30余年，做得很快乐。
许宏：我现在的确很享受探索求知的过程。
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学问家里面，有非常睿智的人说过，做学问，首先是自娱，然后才是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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