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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发现与推理》这本书里谈到很多考古学的想象力，但您也说考古学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那么想象的限度在哪里？
许宏：考古人像侦探，研究对象支离破碎，我们就是在试图用这些碎片把历史图景尽可能地拼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
如果没有一定的推理甚至想象力的话，碎片就是碎片，根本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而如果要串联起来，就需要逻辑推理甚至一定的想象力，这想象力实际上就是推论和假说。
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
当我意识到我只能给出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定论，就会时时警醒，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
当然想象和提出假说的前提是你得有证据，绝不能是凭空的，否则那就跟考古没有关系了。
◎当考古队长得学会“江湖”
北京晚报：书里写到您担任考古队长期间的一些趣事，很接地气。
在您的体验里，怎样才能当好考古队长？
许宏：有网友看完书后在微博留言说，感觉许老师处理起问题来很“社会”
。
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跟白领坐办公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跟社会打交道，要应付纯学术以外的许多东西。
你必须做“多面人”
，平时灰头土脸地在田野上，不仅要完成业务，还要管队里的技师、民工、学生，处理跟各方面的关系，精打细算，都颇费心力。
但只有把大量时间花在这些学术之外的事上，才能保证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所以我常说并不是谁都愿意当考古队长，也不是谁都能当好考古队长。
我在二里头这些年，一个“副产品”
就是交了一堆朋友，从政府官员、企业家到村委会干部、一般百姓，跟好多人都能掏心窝子，交朋友，开玩笑，喝酒谈天。
大家对我也很不错，觉得我比较随和，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为此还赢得了不少“民心”
。
▍ 为遗址所在地圪当头村的东门牌坊撰写楹联
北京晚报：看您以前曾立志做一个纯粹的考古学家，但从10多年前起，开始着手面向大众读者的写作，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识的转变呢？
许宏：我之前是个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学者，根本没有面向公众的想法。
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同事发表文章，讨论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当时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好，但并不需要所有考古人都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就没有必要思考。
但后来随着田野工作的展开，阅历的丰富，国家社会经济转型，全民文化素养提高，我意识到我们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应该让纳税人知道这些钱花在哪儿了，有了什么样的成果。
加上我自己以前也做过文学梦，误打误撞地进了考古门，大家都说我文笔还可以，我也乐于做这种语言转换。
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是2009年出版的，写作时间还要更早。
那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约我写点这类东西，我当时总觉得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写考古报告，写不成这些，但受他鼓励，就写出来一本，然后一点点地找到感觉，现在已经出了好几本了。
之前的《何以中国》《大都无城》都是正论性的，写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发现与推理》是第一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谈考古史、谈考古和考古人的故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每个人的不同时间段也有不同的念想，当队长的时候是努力要在田野考古上有所作为，现在成果出来了，我觉得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了，形式上可能更加活泼生动一些，但态度还是严谨的。
未来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高产的非虚构作家。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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