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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公教楼110教室给100多号同学开会，请大家递字条，然后我给答疑解惑，就像当时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剧中人物编的杂志是《人间指南》，我说我当时就像这个编辑部的人似的，给大家讲人生指南。
但是请你想一想，21周岁大学毕业，我自己还在成长期。
所以我在给他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的留言是：“我是看着你们长大，也和你们一起长大的。”
▍ 带队郊游，一群同龄人的欢乐
除了我，还有栾丰实老师、崔大勇老师、杨爱国老师，都是本科毕业就留校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光直先生来讲学，我能了解多少？当时至多是在本科阶段，我踏踏实实地学习，后来成为铁杆考古人，特别想做考古，有极强的求知欲，我甚至也已经意识到了当时中国考古的不足。
但我们那时候英语不大行，翻译过来的著作也都特别少。
所以就觉得张光直先生是一股清风。
我记得张先生讲学就在北大和山东大学吧，他能到山东大学来真是太难得了。
因为张光直先生讲的那些东西都处于国际前沿。
中国刚刚经历了较为封闭的30年，考古学界也基本上处于与国外不来往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人家相比是有距离的。
我当时就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地往脑子里灌，还是比较受震撼的。
后来我做夏商周考古，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在洛阳盆地做区域系统调查和聚落形态考古，都得益于张光直先生的教诲，包括听讲座和阅读他的著作。
▍ 1957年，张光直先生（右）与老师李济在美国麻省剑桥
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现在仍与欧美有30年到40年的差距。
在理念、方法上，母校的老师达到的高度，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界都是往前排的。
并不是所有的大学、考古文博机构都有这样的层次。
但从中国考古学总体上看，现在除了经费比较宽裕，在仪器设备上基本跟西方看齐之外，我们在总体的理念和方法上还有很大的距离。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整个学界的共识，是有争议的。
连现在中国考古学是不是处于转型期，学界都有不同意见，就看学术史怎么评价了。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我就不再展开了。
当时我对张光直先生的讲学就是那样一个模糊朦胧的感觉，但我已经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了。
其实那些年考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问题，更多的是受益于身边的学者。
我跟栾丰实老师住在5号楼的时候，他大量的时间在田野，他和夫人两地分居11年，那是怎样一种坚韧啊。
我开玩笑说，那些年栾老师跟他夫人同居的时间还没有跟我同居的时间长。
当有北京来的老师、学长到山东大学时，我们都非常高兴。
王迅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退休的老教授，当年是邹衡先生带的夏商周考古方向第一位博士，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位博士。
他做的是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的考古研究，常来山东查资料、搞调研。
赵辉老师也来，他比我大10岁，当年在山东做发掘，后来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那个时候还是青年教师。
前面提到栾老师经常下田野，王迅老师和赵辉老师就住栾老师那张床。
我们都彻夜地聊，聊到下半夜，我才意识到吾道不孤啊！
当年在山东，只有跟栾老师等极少数的同仁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未来走向等问题，但是在北京肯定有更多人可以这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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