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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求这个源头太难了，因为它在复制的过程中会产生变异。
文明的传播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病毒或基因，边复制边变异。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有可能是本土起源的，还没有定论。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青铜文明乃至整个古代文明，既不是单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完全外来的，而是外来文化因素的刺激和本土传统的结合，从量变到质变，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和发展过程。
我个人倾向于这么来解释。
许宏：说得太对了。
稍微订正一点，在青铜冶铸技术过来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满天星斗，是不是王国我不大清楚，我们一般叫邦国。
二里头之前没有超越一个小流域或者是一个小盆地这样的自然地理单元的政体。
那么谁是因、谁是果呢？很有可能就是像张光直先生所推测的，青铜成为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重器后，就要寻找制作青铜器的矿料，这成为中原王朝向外扩张的动力。
为了找这些东西，要到长江中游去，因为那边铜矿比较多，要到山西去，因为山西中条山有铜矿，除了铜之外还有铅和锡，一个网络开始形成，超越自然地理单元的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不可以说青铜催生了中国？像二里头这样在东亚大陆从来没有过的、驾驭管理大范围人群的政治架构，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中生有地发明出来的，还是受到了已经存在的其他区域文明的影响？
▍ 二里头文化青铜盉（左）、青铜斝
举一个相近的例子，我愿意把二里头和秦王朝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两大历史节点，二里头以前的满天星斗、邦国林立的时代，可以叫无中心的多元的时代，再演变为从二里头一直到西周时期的有中心的多元时代，可以形容为月明星稀。
一体一统化的广域王权国家是到了秦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才出现，可以形容为皓月凌空。
青铜潮深刻地改变了东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有了我的那本《最早的中国》。
许知远：所以你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历史，自我中心式的理解都是非常自我地造出来的东西？
许宏：太对了，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
我近年来开始读考古学以外的书籍，受到很多的启发。
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先生说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太做自己族群的溯源工作了，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
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包括我个人做的这种早期中国研究，是一种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是带着情感来做的。
有利的一面是，甲骨文一旦进入民国大学问家的法眼，它就能从此结束在中药铺里被碾成中药的命运，《说文解字》这样的字书成为迅速破译的关键。
不利的一面是，我们可能融进了过多的情感，在我们百年以来的探索过程中，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科学理性能不能和谐地契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考古是一门贵族的学科，我希望以更超脱的心态来做学问
许宏：这个太有关系了。
我没有在欧美留学过，但是深感出国和不出国不可同日而语。
我现在做讲座、上课的时候也特别呼吁，年轻学者如果能出去待几年感受一下再回来，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解。
有出过国的同事回来就比较严厉地抨击中国考古学的封闭，甚至把话说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没有理论支撑，那么我们大量的田野工作就是一种低层次的重复劳动。
这样的提法引起了一些学界前辈的不适，反感海归派质疑我们的传统考古学体系。
但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界越来越弥漫着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氛围，缺乏健康的学术批评、学术讨论，过多地考虑学术以外的因素，比如人际关系、学门、师承。
目前这是学界的一个常态，下一步该怎么扭转还不太清楚。
刚才说了，当代人怎么看我不在意，两三百年之后再看许宏现在的言论和学术研究，还是留给历史评价吧。
许知远：第一代的李济先生也好，傅斯年也好，包括梁思永先生他们，其实在全球学界也是非常靠前的，属于全球考古界的浪潮。
怎么看你这代和全球学术考古学浪潮之间的关系呢？
▍ 1935年，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左起）在安阳殷墟（《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许宏：我们只能是处于转折期、过渡期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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