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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这是最大的问题。
夏是中国人一个拂不去的梦，从司马迁开始就有这个情结。
我们有丰富的文献以及浓厚的史学传统，我们把这个看得比较重，这个时代又正好是我们想提振民族自信心的时代，两者联系在一起了。
二里头一定要有夏才重要，西高穴大墓一定要是曹操墓才重要，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我认为，中国考古学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期，一方面是从文化史转向社会考古学，再就是从民族主义考古学转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学。
对于夏的纠结和执着，感觉上升到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与不正确了，但是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从考古学本位上来讲，我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但它是夏还是商，暂时不知道。
我是不敢言夏的，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否定夏的存在，而是夏是否存在目前还根本无法证明，无法证真或证伪，在像甲骨文那样的东西出来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要谈学术的话，我们就得从材料、逻辑、学理甚至常识来说，至于信念或者情感，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夏代证实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它当成一个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之后咱们再把那个“非”
字去掉，不行吗？有损于我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吗？
许知远：对，这里面有很多迷思。
一方面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充满了对历史的向往或者尊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是毫不尊重历史的，你看我们的城市景观、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新的，我们看不到任何传统，看不到任何的延续性。
许宏：你说得太对了，真有同感啊。
这30年是我们获益的30年，也是文物大破坏的一个时代，越有钱破坏力就可能越大，在这30年里边，2000多个县级以上的城市被整得几乎一模一样。
我前几年到广东东部的几个县城考察商文化因素的玉器，那些县城跟我老家辽南的县城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是当地的文化名片呢？只有文化遗产才是富有个性的，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损失。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好多东西在消亡，同时又耗资亿万来造一些假的，甚至恢复祭祖活动。
但这是皮毛上的传承，这些活动我根本不参加，接受不了。
许知远：你会觉得古代中国跟现在的中国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感、映照感吗？会觉得历史的延续性太强，我们甚至都逃不出古人的布局吗？
许宏：没错，可以这么说。
以前人们说中国是从秦汉开始的，现在居然还能追溯到二里头，二里头前面还有它的众多基础，也就是张光直先生所谓的松散的中国互动圈。
这是共感，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传统的惯性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东亚大盆地”
，内部没有自然地理阻隔，几条大河以及支流四通八达，导致了人们类同的文化底蕴、生产和生活习惯、共同的思维方式，包括后来的汉字都有这种凝聚力。
这个应该是何以中国、何为中国的一种思考。
▍ 二里头文化青铜爵（左）、青铜钺
许知远：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传承下，个人自由会不会弱化？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讲，是不是个人意志的重要性会降低？
许宏：对，可以这么说。
作为一个学者，我甚至都想用“宿命”
这个词，尽管我不太愿意用，但是历史大势总体上的方向应该是可辨的，就是我说的政治是短期的，经济是中长期的，文化是偏于永恒的。
大的态势相当于公转，小的还有自转，还有大量的偶然因素，可能导致它稍微脱离轨道，但不能对人的影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做过高的估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心态要放平和，顺其自然吧。
许知远：如果再往前追溯，青铜潮到底是怎么开始、怎么进入中原系统，然后又怎么扩散到更多的地方的？
许宏：这也是整个国际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青铜潮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在地中海东岸，所谓的近东、西亚地区，甚至到中亚的一些区域，最初有所谓纯铜的使用和合金的发明，然后星火燎原，比东亚大陆要早一两千年，以红铜冷锻为主。
这之后就是从地中海东岸开始向外辐射，欧亚大陆西部气候得天独厚，而且已经玩了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石头，完全可以驾驭巨石，对金属尤其是铜的认知，也是源于石器工业的发达。
东亚大陆是青铜潮的接收端，从中亚、欧亚大草原一直向东来，大体上在距今4000年前后到了新疆一带，距今3700年前后在河西走廊、甘青地区、内蒙古东部至辽西、中原地区这几个点开始普遍化了。
这些影响和刺激到了黄河中下游，那里有几千年的用泥巴做模制陶器的传统，青铜冶铸技术一来，跟我们几千年模制陶器的传统相碰撞，再与祭祀祖先的形而上观念相结合，就碰撞出屹立于全球青铜文明之林的、别具一格的中国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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