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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隔上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比较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这一代还谈不上。
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迎接或者是拥抱一个高峰的到来，真正在学术水平和学术视野上更多地跟国际接轨，融入那个系统。
日本研究海外考古的据说有几百人，而我们中国学界研究海外考古的大概在个位数，而真正以外国考古为业的能不能到5个都是问题。
许知远：听你介绍关于墨西哥、埃及、希腊的考古，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你研究二里头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吗？
许宏：这太有必要了，我们以前只是通过阅读书籍和聆听教授讲学来了解，还是浅层次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对外派出考古队，跟国外的同仁接触，尤其大部分是青年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但是无论是从研究动机、欲求还是从语言上，我觉得还谈不上研究。
如果那些参与发掘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从中学到了东西，以后他们做中国研究的话，肯定会上一个新台阶。
我对学术的发展是持乐观态度的。
▍ 2019年在埃及考察
许知远：我们前面聊到考古学带有公共意识，对你这样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当代人了解古代的世界，了解他们怎么生活、怎么统治、怎么战争、怎么祭祀，这一切为什么那么重要？
再就是为了做一个有教养的人。
人起码应该知道一点文化的东西，如果这个都不追求的话，那考古学真的是没什么用。
考古学是一门贵族的学科，饥寒交迫用不着考古，考古是一种高层次的东西，是一种熏陶、一种升华。
这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了。
许知远：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古代事迹的重新发现，一定会给当代的智力生活带来大的变革。
比如古希腊对歌德、对席勒、对整个19世纪欧洲都有很大的影响，由此他们开始重新理解自我的生活。
但在中国，比如1920年代的考古思潮发生在中国的战乱时期，好像没有掀起巨大的智识浪潮。
对二里头或者因为对古代中国的某种发现，使得一代人忽然之间投身于一种对古典中国的追求之中，整个的审美、知识趣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许一定的量变之后会有一个质变，那么由考古学领导智识浪潮的时代会到来吗？
许宏：这方面我是很乐观的。
二三十年之前的考古学是一个非常冷的绝学，现在有了考古热，《何以中国》还能卖上几万册，这就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我的这本书不是纯学术书，属于大众考古甚至科普，所以我一直说我是公众考古的践行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认为是可能产生影响的。
许知远：你的使命感是什么？
许宏：使命感是有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处于一种更为超脱的玩学问的心态，不是说我是为了启蒙教化一代新人，真的就是已经脱离了那种爬坡阶段，不是为了稿费、为了职称、为了什么位置，这样可以让我以更加从容的心态来做学问。
所以我希望自己考虑的是，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什么是最值得珍重的。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我可以申请不坐班，有时间和精力上的相对自由；我做我的远古、上古的学问，有学术思想的相对自由。
我现在特别想走郑也夫、李零先生他们那样的路，不以个人名义申请任何项目课题，不受过多的限制和束缚。
据说美国做过这样的采访，问那些老年人，最愿意回到人生的哪个阶段。
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回到50岁前后，人生已经脱离了爬坡阶段，但身体还没有衰弱到不能自理。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我正在享受我的人生。
▍ 《十三邀》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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