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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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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儒家学说里解决兴献王的称谓问题确实不太容易，甚至可谓棘手。
难题有二：
1.世宗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政治上是继谁的统、血缘上是继谁的嗣，继统与继嗣是合二为一的还是可以分别两说？
2.兴献王已无其他子嗣，如果把朱厚熜算作皇室的血缘直系，兴献王岂不是就此断子绝孙？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时代，朱厚熜就算贵为皇帝，也要担一个不孝的罪名，而不孝不但是最大的伦理罪名，在政治上更属于“大乱之道”
……（7）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儒家的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门学问——礼学。
于是，在杨廷和的指点之下，礼部尚书毛澄集合一众礼官引经据典，让世宗改称武宗之父（孝宗）为父，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父母。
这不单是杨廷和与毛澄两个人的意见，而且是广大朝臣的共识。
儒家礼学的技术壁垒足以令年仅十五岁的世宗望而却步，虽然他说理说不过那些礼学专家，却发自内心地不满意这种安排。
假若世宗时值壮年，老谋深算，想来不会为这件事在即位伊始就和所有朝臣翻脸，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单纯心智就是无法接受亲生父母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叔父、叔母。
出于少年人的天真和固执，世宗驳回原案，要求群臣另议。
但事关最高意识形态，事关国本，大臣们维持原案，绝不妥协。
事情就僵在了这里。
如果遵循朝臣们的意见，不要说以世宗天子之尊，就算是庶民百姓，也会觉得委屈。
朝臣们当然也理解这种委屈，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委屈是必须忍受的，因为这是公义与私情的冲突，私情当然要服从公义。
早在宋英宗濮议事件中，司马光就定过这个调子，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
（《宋史·司马光传》），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礼学的规定，旁支入继大统，继谁的位，就算是谁的儿子。
亲生父子的血缘关系虽属天伦之情，但这时候也只能置之不论。
今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简单解决，生父和继父都是父亲，但当时欧阳修和韩琦就是这么讲的，因此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在儒家的意识形态里，天下只能“一统”
，而上述方案分明导致了“两统”
，由此则必然招致天怒人怨、王纲解纽。
濮议当时适逢大雨成灾，御史中丞贾黯于是病中上疏，说正是那些“两统二父”
之说导致了“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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