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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
。
自秦以后，虽然“百代都行秦政法”
，也大多都会矫秦之失，以一定比例的封建制来做郡县制的调剂，但集权永远都是主导方向。
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治乱循环现象根源就在这里。
当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却是动物学家给出了答案：在猕猴的世界里，集权程度越高，高风险的夺权策略就越受青睐，意在改变支配等级的进攻性联盟就越常见，而地位低的雄性越会有离开原有群体而加入新群体的意愿。
是的，猕猴的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只要看过猕猴社会的政治运作，我们会相信“沐猴而冠”
这个词其实并不具有任何侮辱性。
复杂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使我们人类得以传承丰富的历史经验，这确是我们可以傲视猕猴的地方。
于是，郡县制还是封建制，每一位开国君主都要面临这种选择，都要决定给两者安排怎样一个合适的比例。
人生阅历不同，导致了制度选择的偏好不同。
朱元璋有鉴于元末权臣当道，所以在奠定明代政治格局的时候，极力从制度上弱化权臣的威胁，取消宰相制就是最有力的一个手段。
而对权臣戒心越重，就越是有着强化封建制的倾向，因为各地若有强大的同姓诸侯，便随时可以进京勤王，就算诸侯篡位，皇位毕竟也不会落在外姓人的手里，这总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于是，除嫡长子朱标立储、幼子朱楠早夭之外，朱元璋将另外二十四个儿子全部封王，坐镇全国要冲。
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最大限度降低了权臣窃国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藩王篡位的概率。
所以当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之后，最着力推行的政策就是削藩，结果削藩失败，燕王朱棣入继大统，是为明成祖，从此明朝皇统便不是太祖嫡传血脉了。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很仰赖十七弟宁王朱权的力量，而一旦得了天下，便此一时彼一时，也要大起削藩手段。
于是朱权的封地从北方军事重镇大宁迁至江西南昌，其他藩王的势力也被一削再削，各自受着地方政府的严密监管。
但“祖宗成法”
总难被彻底废除，藩王还是有着一定的权力和武装，与西汉末年的宗室不可同日而语。
时光荏苒，皇位传到了顽童一般的武宗，宁王的爵位也三传到了朱宸濠那里。
前者贪玩好耍，后者锐意进取，眼看权力的天平微微有些摇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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