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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
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答罗整庵少宰书》）（12）
大意是说，自己确实考订不精，但《朱子晚年定论》收录的那些书信毕竟多数都是朱熹晚年写的；自己之所以汇编这部书，实在是因为平生视朱熹为神明，一旦与他的意见不合，心里总是不忍，所以不得已而为此。
接下来的话可以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朱熹，吾更爱真理。
这封信似乎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即王守仁虽然以《朱子晚年定论》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和朱熹并不矛盾，但心底还是认为彼此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鸿沟对岸的朱熹显然站错了位置。
时代稍后，朱子阵营里出现了一名干将，即陈建，字廷肇，号清澜，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著成《学蔀通辨》，从观点上力证王守仁之非，简言之，朱熹和陆九渊各自都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不可强作混同。
专务虚静、玩养精神，这是陆九渊的定论。
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不偏不废，这是朱熹的定论。
朱熹有时候只讲三者之一，那只是因人施教、对症下药的缘故罢了。
如果单独点出涵养为朱熹的定论，那就不对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罗钦顺和陈建显然都击中了《朱子晚年定论》的要害，但在阳明心学掀起波澜之后，这两人的声音或多或少都被湮没了。
及至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惊奇地发现，当时的学者大多相信《朱子晚年定论》，却并不了解罗钦顺和陈建的说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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