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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不该埋怨佛、道两家蛊惑人心，要怪就怪这些遮蔽儒家正途的内部人士好了。”
读到这里，我们显然会相信王守仁不点名地批评了朱熹，但序言内容忽然有了一个转折：“我将这些心得讲出来，没想到大家竞相非议，都说我标新立异乱讲话。
我每每认真反省，想找出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但找来找去，越发坚信自己没错，只是从感情上说，不太愿意相信是朱熹错了。
以朱熹这样的贤者，难道真没看清儒家正道吗？及至我在南京任职，仔仔细细再读朱熹著作，忽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原来朱熹晚年才找到真理，于是痛悔以前的错误，甚至认为自己犯下的自欺欺人的罪孽实在太深，再怎样做都无法赎罪。
所以，世间流传的朱熹所著之《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类，都是他中年的错误见解，他晚年想要修改却来不及了。
至于《朱子语录》，不过是朱熹的门人弟子以争强好胜之心掺杂己见所编订的，根本不足为凭。
后世学人囿于见闻，将朱子中年时期的错误见解奉为至宝，所以才会非议我的儒学领悟，殊不知我的领悟和朱熹晚年的领悟一般无二。”
因着这个缘故，王守仁将朱熹“晚年”
与友人论学的三十四封书信汇编成册，刊印出版。
确实在这些书信里，朱熹认识到往昔的“支离”
之病，又因为患了眼疾，不能多看书，只常常瞑目静坐，却发现这对收敛身心很有益处，更懊悔以往讲论文义太多，疏于日用工夫，以及“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
……
这些书信一直都藏在朱熹的文集里，只是多年来无人理会，至少无人重视，如今被王守仁“发现”
，对知识界的杀伤力不问可知，与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订《古文尚书》之伪属于同一性质、同一级别的大事件。
《朱子晚年定论》一出，确实封住了不少来自朱子阵营的心学论敌的口舌。
从思想史的脉络上看，这部书的问世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所谓“牵朱入陆”
思想潮流中的一个浪花。
早在元代，儒学宗师赵汸在《对江右六君子策》里约略提出一个猜想：朱熹和陆九渊晚年很可能各弃争端，殊途同归。
及至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程敏政站在朱子阵营内部编辑出一部《道一编》，顾名思义，“道一而已矣”
（《孟子·滕文公上》），将儒学史上的“朱陆异同”
划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冰火不容，中则疑信参半，终则辅车相依。
王守仁读过《道一编》，《朱子晚年定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材于前者，程敏政在编年上犯的错误王守仁也一并犯了。
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里，王守仁提到近世有《道一编》之类的书，只因读者都怀着党同伐异的心理，所以不但不信，反被激怒；而自己编辑的《朱子晚年定论》收效甚好，虽然门人弟子初闻之下不太高兴，但士大夫每每从这部书开悟，自己也因此省去不少口舌麻烦。
（《与安之》）（11）
其实王守仁不很关心“朱陆异同”
的话题，只是一力传扬自己的学术心得罢了。
证明出朱熹的“晚年定论”
和自己的“标新立异”
如此地贴合，证明出不是自己反对朱熹，而是世人误信了朱熹中年未定之论，那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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