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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没了刘瑾，竟然也没有出现拨云见日的景象——张永成为刘瑾第二，宦官依旧飞扬跋扈，而武宗皇帝的顽劣更甚，储巏便再次遵照单纯的人生法则辞官养老去了。
储巏虽已致仕，但毕竟是以高级官员的身份致仕，名望和影响力并非普通官员可比。
所以，王守仁的学术能得到储巏的认可和推广，也就意味着距离大行其道不甚遥远了。
黄绾称储巏为“执友柴墟储公巏”
，显见得两人交谊不浅，储巏对黄绾的学术当不陌生。
黄绾自述读书范围既有程朱又有陆九渊，这也显然与王守仁更贴合，而与世俗攻举业的读书人相去甚远。
应当正是黄绾的陆学心得使王守仁发出惊喜之感叹的。
湛若水对这件事情也有回忆。
王守仁原本被改任为南京刑部主事，随即被留在北京做吏部验封主事，很有声誉。
他觉得可以在京城买房久住了，于是就做了湛若水的邻居。
当时他们常在大兴隆寺讲学，黄绾加入进来，他们三人相谈甚欢，情投意合。
（《阳明先生墓志铭》）（5）
此时三人以平辈订交，但是十二年后，即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黄绾正式行弟子礼，拜王守仁为师，成为阳明心学旗下的一员大将。
而在他初识王守仁的时候，那番只留下简短记载的对话其实已经透露出阳明心学的一条精义：人贵立志。
这一时期的王守仁极重立志，他有这样一段话，说，求圣人之学却没有取得成效的，大抵都输在立志不坚。
天下之人，有立志做木匠的，有立志做皮匠的，有立志做巫医的，最后都做得成，他就从没见过有决定却做不成事的例子。
然而木匠、皮匠、巫医遍天下，为什么偏偏求圣人之学而能学成的人数百年间也见不到一两个呢？不是因为圣人难做，只是因为没人立这个志罢了。
（《赠林以吉归省序》）（6）
这个观点可以表述为“有志者事竟成”
，所有立了志但事竟无成的人，只是因为立志不坚。
这当然不同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毕竟地力是人很难左右的东西，而做木匠或做圣贤，基本上由主观能动性决定一切。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守仁的这个命题完全符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有解释万事万物的能力，无法验证其真伪，而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被归于该理论的一部分，诸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麦克卢汉的传媒理论。
但是，只要我们不将王守仁的这项命题当作一项“理论命题”
来看，我们立时就会发现它很有鼓动人心的积极意义，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很有切中肯綮的针砭意义：人们读书都是为着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的，以至于读圣贤书的人虽多，却当真没有几个立志做圣贤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已经把圣贤架在了一个既空且高的位置，只被人们敷衍了事地膜拜一下而已。
所以，王守仁抛出的这个命题其实很让大家难堪，因为它不留任何情面地点出了士大夫阶层的虚伪性，此时的王守仁正如指着皇帝的新装高呼的那个小孩子。
于是，在全国官员云集京城的时候，王守仁就这样指给大家看：这些衣冠楚楚的士大夫其实都没穿衣服。
当然，有人会恍悟流涕，也有人会恼羞成怒。
这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我们当然不难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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