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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俗谚说明，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对违法乱纪的上层人士施加惩罚时必须有所顾忌才行，因为若伤害了他们的体面，势必会连带着伤害天子的体面；如果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同罪同罚，这就等于殿堂没有了台基，直接就坐落在平地上了；更何况对于士大夫阶层，只有以礼相待，充分顾全他们的体面，才能够有效地激励他们保持节操。
那些上层人士，平时上蒙天子恩宠，下受下级官员和庶民百姓的恭顺侍奉，而一旦有了过错，可以免其职，可以赐其死，但不应该以对待普通囚犯的方式任由狱吏之辈来捆绑、拘系、辱骂、鞭打，更不该让庶民百姓看到这些。
正如鞋子再新也不能戴在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穿在脚上，上层人士哪怕罪行再重，也不该使他们受到下层人士的凌辱。
在贾谊看来，就连给上层人士议定罪名都应当像古人那样使用含蓄而文雅的措辞。
譬如称贪污罪以“簠簋不饬”
为婉语，称**罪以“帷箔不修”
为婉语，称为官不称职以“下官不职”
为婉语。
上层人士若接到处罚的敕令，犯轻罪的人应当“白冠氂缨，盘水加剑”
（头戴白冠，以盘盛水，置剑于其上），以示愿自刎以谢罪；（4）犯较重罪行的人应当自缚请罪；犯重罪的人应当向北行再拜之礼，跪而自裁。
这不是说上层人士享有免罪的特权，而是说对他们的刑罚应当充分顾全他们的体面。
如果天子对待士大夫如同对待庶民一样，那么士大夫难免会以庶民的心态来回报天子了。
（5）
毕竟因为去古未远，汉人确实还存有士大夫的礼义廉耻之风，深以对簿公堂为耻，因为一旦对簿公堂，就不得不接受刀笔小吏等卑贱者流的审问和摆布，甚至会在拘押期间受狱吏的喝骂和看管，就算最后得以申冤脱罪，重回朝堂，但尊严早已经丧失殆尽了。
所以高官一旦获罪，无论蒙受多大的冤屈，有廉耻的做法就是不做任何申辩，直接自杀了事。
飞将军李广因失道获罪，自刎之前的遗言有所谓“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这样的心态在汉代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3）
至于与皇帝关系极近的皇亲国戚，就算他们犯罪之后甘愿自杀，皇帝也理应出于亲情、孝道而积极阻拦。
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既尊崇他们的身份，又不给他们犯罪的机会。
汉章帝建初二年（77年），外戚重臣马防受命讨伐羌人，第五伦上书劝谏，提出了一个很有技术性的意见：对于皇亲国戚，可以给他们尊贵的爵位，可以使他们富有，但不可以委派官职。
因为一旦居官就难免犯错，那时候如果依法制裁就会伤害感情，以亲徇私就会罔顾国法。
如今太后仁慈，皇上孝顺，而马防这次西征，万一有行差踏错，处治起来恐怕有伤亲情。
（《通鉴》卷四十六）
第五伦的这项建议如果真的形成制度，再辅以贾谊的措施，想来的确会在相当程度上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皇室宗族为天下表率，王公大臣群起而效法，庶民百姓安于和睦的宗族生活，尊者尊之，卑者卑之，各安其分，国家便能在极简的政务里收取不治之治的成效。
后世帝王对此态度不一。
儒家气质的帝王会与贾谊心有戚戚焉，致力于打造一个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和谐社会，使同罪同罚的原则仅限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内部，使乡村社会形成相当程度的宗族自治；法家气质的帝王更喜欢简单的二元社会，即全社会只有上下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只有帝王本人，其他所有人都属于下层阶级，法律对下层阶级一视同仁，等而下之者就是君主言出令随，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
当然，除了帝王的气质与偏好之外，社会结构之现实也是一个有着相当决定性的因素：愈是贵族化的社会，愈是倾向于前者，愈是平民化的社会，愈是倾向于后者。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囚犯名簿，带囚犯列队经过殿前。
太宗认出行列中有岐州刺史郑善果，便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品级不低，不宜与其他囚犯同列。
以后凡三品以上官员违法犯罪者，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唐太宗在立国方针上听取了魏徵的意见，以儒家仁道致力于“再使风俗淳”
，一方面是因为唐初门阀传统尚在，世家大族享有极高的声望与地位。
郑善果恰恰就是世家大族出身，稚龄袭爵，风光无限；郑善果的母亲是著名的清河崔氏之女，言行举止莫不体现着贵族家庭的谨严门风，对儿子的教养也是一整套完善的贵族式教育。
科举制度其时虽然方兴未艾，但还远远没有形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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