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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门徒，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都应该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即只能“喻于义”
而绝不可以“喻于利”
，但科举制度偏偏使儒学成为通往功名利禄的第一捷径，这就强化了世道人心当中的一种虚伪态度：为了“喻于利”
，必须在表面上装出“喻于义”
的样子，“义”
装得越逼真，“利”
得的就越丰厚。
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皇帝当然不甚在意，而理想主义精神未失的醇儒难免痛心疾首。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演讲里，正是以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样子为听众们展开义利之辨的。
陆九渊当时强调的是，科场得失主要取决于应试技巧的高低和主考官对文章风格的偏好，完全不足以论定一个人的儒学修为。
世人沉迷于科举之路而不能自拔，而这些人每天读的虽然都是圣学经典，但其出发点全与书上的教诲背道而驰。
这样的人中举之后，所思所虑无非是对升官发财的精心算计，哪里会真正在意国计民生呢？只有一心一意以“义”
为旨归，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此而入科场，文章才不会偏离圣人之道，由此入仕途，才能勤国事、系民生，不计较个人的浮沉荣辱。
君子之道，正在于此。
（1）
这番话既切中时弊，更得益于陆九渊慷慨陈词的感染力，以至于有些感性气质较重的听众甚至激动到落泪，朱熹更听出了汗水，在那个微寒的早春天气频频挥扇。
陆九渊所讲的自然是醇儒的道理，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常识，在任何重大且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关系里，思想工作对人的自觉性所能起到的提升作用即便不是约等于零，至少也不可能普遍而持久。
所以，陆九渊在他的这场演说里意图扭转的局面，不但（正如理所当然的那样）并未见到多少改观，甚至每况愈下，在王华和王守仁的时代只是更糟。
现在让我们回到少年王守仁与塾师的那段对话。
塾师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观：读圣贤书就是为了考科举，而考科举的目的就是入仕为官。
社会已经很坦然地面对这套“小人喻于利”
的逻辑了，甚至不觉得有必要拿一块布来给它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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