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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富人施粥这种场合，市井百姓为了一碗粥，不在意打躬作揖，说上几十上百句吉祥话，陷于绝境的士人却仅仅因为“嗟来食”
三个字掉头而去。
朱元璋为有明一代政治风尚所定的基调，偏偏就是“嗟来食”
式的。
越是有节操的读书人越是对“出处”
二字慎之又慎。
出，即出仕做官；处，即退隐山林。
出处之道亦称进退之道，出处或进退之间的分寸一旦稍稍拿捏不好，就会给自己招致不必要的屈辱，而这种“白圭之玷”
也许一辈子都难以磨去。
《世说新语·排调》记有一则故事：谢安有隐居之志，但终于耐不过朝廷的频繁征召，出山在桓温军中做了司马。
当时有人向桓温进献药材，其中有远志这味草药。
桓温向谢安请教：“这种草药又叫小草，为何同一个东西却有两个名称？”
不等谢安发言，正在一旁的郝隆应声答道：“这很好解释：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
谢安听了，不禁大有愧色。
郝隆一语双关，谢安纵然是天下苍生众望所归，也因此觉得羞赧，何况是等而下之的人物呢？与王阳明生活年代相若的吴中才子文徵明，年过知命后失志做官，写《感怀》诗自悔，其中便用到郝隆与谢安的这则掌故：“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
如果想要保全尊严，不沦为小草受人轻贱，那还是继续留在山里做自己的远志好了。
出处之道自宋代起备受儒者重视，理学要典《近思录》专辟“出处”
一章，章首第一条是程颐的一句语录，大意是，贤者即便身处下位，也不可以自荐，凡是自荐的人都不值得信任。
古代的贤者之所以必须等国君以完备的礼数相请才会出仕，并非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不这样的话，就不足以施展作为。
（3）
贤者出仕，不是为了高官显爵，而是为了兼济天下。
既是为了兼济天下，就必须依托国君足够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国君必须是个尊德乐道并足够信任、重视贤者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收风云际会之功。
国君如果只是随便做个礼贤下士的姿态，甚或因为贤者自荐而随便给他安排一个职位，贤者还能期待有什么作为吗？
参照程颐的标准，大明帝国完全是个反面教材——连礼贤下士的姿态都懒得摆一下，**裸地以国威临之，显见得即便贤者甘心出仕，也注定得不到半点重视，遑论收风云际会之功呢？
这应当是王与准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换言之，历代以来，儒者之于帝王，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可以为客，可以为股肱，却绝不可为马仔，其间区别在于尊严之有无。
譬如汉代的很多时候，大臣即便有罪当诛，死亡待遇是所谓“盘水加剑”
，使者给你一盘清水、一把利剑，让你在室内衣冠端正地自裁，并不因为你有罪便对你横加羞辱。
这种“礼”
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纵是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士大夫也基本保持了来自儒家传统的尊重，以至于元朝覆亡的时候，相当数量的汉人士大夫甘心为之守节。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的诏书，诏书里当然要以政治正确的姿态抨击元朝人才进退的严重弊病，但也坦然承认“前元待士甚优”
。
（《明史·卷七十》）
明朝却不给士大夫这样的礼遇，为了搜求隐逸，不惜使出扣押家属、搜山海捕的手段，为这样的朝廷效力实在不是正统儒者所能够容忍的事情，但“威武不能屈”
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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