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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置身于类似的处境，只要用上概率思维，同样可以举重若轻。
而在那些既属于一锤子买卖又对我们至关紧要的事情面前，平常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具有天生杀人狂的禀赋，或者真正认同了道义优先原则，使该原则成为我们心里唯一至关紧要的事情，后者正是阳明心学最重要的实际功效之一。
九、左手权谋，右手鸡汤
一旦我们想通了上述这些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疑难或许便不是怎样追随王阳明的足迹，而是犹豫着是否还要继续追随下去。
抉择到底如何发生，这既取决于心态，也取决于价值取向。
我想讲述一个载于儒家经典的真实事件，每个人都可以借此评估一下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偏好。
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齐国四大家族，其中栾氏和高氏一党势力较强，陈氏和鲍氏一党势力较弱。
某天，陈氏宗主陈桓子和鲍氏宗主鲍文子分别得到线报，说栾氏、高氏即将攻打自己。
陈桓子、鲍文子急忙召集人手，分发武器、甲胄，同时派人探听对手的最新动向。
没想到的是，最新线报表明栾氏和高氏正在饮酒作乐，之前的线报纯属误判。
这是一个抉择的关头，试想一下，倘若我们处在陈桓子和鲍文子的位置，在这个尴尬的时候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倘若秉持儒者精神，“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陈桓子、鲍文子至少应该解除武装才是，但是，正是患得患失的思虑促使陈桓子做出了相反的决策：“我们既然已经做出了反击准备，消息一定会传到栾氏和高氏那里，到时候他们就真的要来发难了。
不如趁着这个时机，将错就错，索性除掉这两大对头好了。”
于是陈、鲍联军发起总攻，将栾、高两大家族彻底瓦解。
（《左传·昭公十年》）
不得不承认陈桓子很有急智，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他的顾虑是相当真切的：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知错就改将会招致灭顶之灾，将错就错反而可以改天换地。
醇儒只会选择前者，对灾难性的后果坦然承受，不求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诗人鲍照途经雷水，写信给妹妹鲍令晖概述沿途风光，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最难被人接受的世界真相：“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
（《登大雷岸与妹书》）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不难想见的是，残酷的生存竞争注定会使陈桓子那一类人兴旺发达，其“优质基因”
不断开枝散叶，而另一方面，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足以淘汰掉一大批醇儒式的人物。
我们不妨追踪一下四大家族争斗事件的余波：自从栾氏、高氏被逐出齐国之后，陈氏渐渐把持了国政，直到数十年后的公元前481年，亦即儒学史上“获麟”
的重要一年，陈桓子的后人陈成子发动弑君政变，成为春秋时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的最佳例证。
自此以后，“狐媚而图圣宝，胠箧而取神器”
便成为历史的常态了。
当时孔子在鲁国听说了这件事情，斋戒三日，向鲁哀公请求出兵干涉齐国内政，以拨乱反正的姿态去恢复应有的国际秩序。
孔子的进谏貌似有些说服力：“陈氏弑君，齐国至少有半数人不会支持他。
以我们鲁国的人众，再加上齐国人众的半数，有能力战胜叛贼。”
孔子分明知道，这样的请求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一来鲁国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齐国，二来当时鲁国的内政比之齐国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三桓专权，鲁哀公形同傀儡。
所以孔子私下如此对人解释自己的行为：“只因为我曾经位列公职，有表达政见的义务。”
（《左传·哀公十四年》）
这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典型范例。
孔子自认为有义务去阐述“道义正确”
的意见，尽管明知这份意见毫无获准的希望。
当然，对于鲁国君民来说，这倒未必是坏事，因为倘使鲁国真的兴兵伐齐，那么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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