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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早已给出过最经典的答案，那是在他初见梁惠王的时候，后者以一名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姿态虚心请教：“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论语·宪问》），朱熹在为这句话做注的时候，引用程颐的观点说：“为己”
是自己体认，“为人”
是为了被人所知；自己去体认天道，如果生逢其时，副产品就是事业有成，而为了被人所知，或者说为了赢得世人的认同，其结果反而是迷失了自我。
朱熹最后强调，古来圣贤们对为学之道论述很多，但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加切中肯綮的了。
（《论语集注》）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合格的学生。
我们或者为了谋求生计，努力学习一技之长；或者受到兴趣的驱使，以学习为消遣；甚或仅仅为了考一个证书，挂靠到某个单位坐收其利……在儒者看来，这些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小人行径，为君子所不齿。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论语·宪问》），君子之学的本质只有一条，即体认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追寻唯一的终极真理，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那都是次一级的目标。
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醇儒，我们多半会觉得他迂腐。
当然，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人也往往看不惯这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所以儒法之争、义利之争、王霸之争才会绵延不绝，所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才屡屡成为历代统治者欣然接受的基本国策。
在中国历史上，儒法之争绵延两千余年，其实质无非是义利之争。
儒家是原则导向型，以仁义为第一原则，只讲仁义而不计成败，如果真的取得了成功，那也只被看作一种良性的副产品，倘若不幸失败，也无非是求仁得仁、舍生取义。
法家则是目标导向型，实现目标是最重要的，没人在意你通过怎样的手段。
这样看来，义利之争大约近乎公平与效率之争，公平问题属于道义问题，有人认为道义应该被摆在第一位，即“只做道义上正确的事”
，效率可以是它的副产品；也有人认为效率应该被摆在第一位，仓廪实而知荣辱，道义可以是它的副产品。
后者批评前者迂腐，前者批评后者为取一时之功而贻百世之害。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其实坚定地站在“迂腐”
的一派里，所谓“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传习录·下》），显赫事功只是他坚守“迂腐”
的副产品罢了。
换言之，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令人钦羡的事功并不是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是追求做儒家圣人的，而对事功的汲汲追求纯属对“圣人”
二字的亵渎。
所以王阳明一定会对以下故事里的这位樵夫心有戚戚焉。
魏晋年间，高士孙登在河边遇到一名樵夫，问他：“你就这样度过一生吗？”
樵夫答道：“我听说圣人从无企求，只是以道德为本心罢了。
我砍柴度日，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不成？”
八、“平常心”
的悖论
由此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平常心”
的悖论：今天的职业运动员、金融精英以及所有在高压力、高风险与高回报的竞技场上奋力搏杀的人，都能够深刻理解心态对于职业生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高压力会导致紧张，紧张会导致发挥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竞技中发挥失常，下一次机会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也许是文艺作品给我们制造了太多梦境，譬如狄更斯总是在小说里制造一些“有钱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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