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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学倾尽毕生之力，做的就是这件工作。
这个意图从书名就看得出来——《春秋本义》，要把被历代诸儒淹没掉的孔子重新发掘出来，而衡量本义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程朱理学。
探究《春秋》本义，这个意思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即孔子为什么要修《春秋》？程端学在《春秋本义》的自序里劈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自己的回答是：“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中外、防微慎始、断疑诛意。”
《春秋》全书所讲的都是“天下国家之事”
，而核心意图却很简单：“使人克己复礼而已”
。
在程看来，在三代的黄金时代里，礼义明、名分正、尊卑有序，国政民生井井有条，孔子如果生活在这个时期，定然不会去作《春秋》的；只是在王纲解纽之后，孔子很想把社会恢复到以往的秩序，但自己无权无位，做不成实干家，便只好退而修书。
在《诗》《书》《礼》《乐》《易》都整理完成之后，天下常道便得以阐明，最后孔子才修《春秋》，由史事而立教化，所书皆非常之事。
前五经都是“常道”
，《春秋》则属“非常”
。
这里所谓的“非常”
，是“背离常道”
的意思。
“常道”
与“背离常道”
分别从一正一反给人以教诲，人们在知道了哪些事是背离常道的之后，就会知道在哪些地方应当“克己”
，也会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常道在。
知道有常道在，那么三代之礼便可以恢复，是谓“复礼”
。
“常道”
与“非常”
的分别，源头在《公羊传·桓公四年》的“常事不书”
，后人多有发挥。
无论这个观念是否正确，但它确实被当作正确的观念被传承乃至应用起来了，比如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的时候就本着这个原则而做了一些发挥，而在研究《春秋》的学者当中，刘敞就对这个观点早有阐释。
“常道”
与“非常”
之别，其间含义是：春秋大义并不存在于所谓微言或义例当中，而是见于孔子对鲁史原材料的不同取舍。
至于克己复礼，则是从《论语》当中找到的《春秋》主旨。
《论语·颜渊》有一段名言：“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
《论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仁”
，孔子这里又亲口把“仁”
定义为“克己复礼”
，程端学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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